古時同爲廣府人·如今穗澳更相融

    【人緣相親   文化同源】

    舶口三巴外，潮門十字中。魚飛陰火亂，虹斷瘴雲通。洋貨東西至，帆乘萬里風。——屈大均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意大利導演馬里奧 · 戈東尼來到中國，拍攝電視劇《馬可 · 波羅》。馬里奧 · 戈東尼驚奇地發現，四百多年前，一位叫利瑪竇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鮮為人知，在中國卻幾乎家喻戶曉，他為中國帶來西方科技、幾何、地圖等新鮮事物。利瑪竇的中國之行就始於澳門，並在廣州留下足跡。相傳，第一張世界地圖、第一架鋼琴都是利瑪竇從澳門帶入的。十九世紀，外國人馬禮遜在廣州編撰《華英字典》，又在澳門當翻譯長達廿五年。這一時期，外國傳教士還在廣州創辦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培道女學校（今廣州七中前身）等新式學堂。二十世紀初，格致書院遷至澳門，後又遷回廣州今中山大學康樂村校址。培道女學校遷至澳門盧家花園，一九四六年才遷回廣州。培道女學校返穗復校時，部分師生留在澳門，成立了澳門培道中學，這所學校延續至今。

    與經貿往來相比，利瑪竇、馬禮遜等人帶來的文化交流，影響更為深遠。在穗澳大地孕育出容閎、孫中山、高劍父、冼星海、紅線女等大批活躍兩地、睜眼看世界的風雲人物和藝術大家，共創嶺南文化輝煌，共續穗澳兩地情。

    容閎澳門開眼界 · 留美幼童廣州集訓

    有“中國留學生之父”之稱的容閎，於道光八（一八二八）年出生於廣州府香山縣。七歲時，他便跟隨父親來到澳門，就讀於馬禮遜學校，這是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接受了中西方兩種文化滋養後，容閎眼界大開，對世界有特別的嚮往。校長布朗回國時，準備帶上幾名中國學生，容閎積極回應。

    一八四七年一月，容閎、黃寬、黃勝三位廣府少年跟著布朗從廣州黃埔港出發，去往海外，成了中國第一批留學生。在國外，容閎接觸了近代西方先進科技，發奮圖強。一八五四年，他從耶魯大學畢業時留下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這也是他一生心路歷程的寫照。畢業後，容閎毅然回國。央視紀錄片《容閎》裡有這麼一幕：當航船靠近中國香港時，中國引水員上船領航，船長請容閎與中國同鄉溝通，容閎突然發現自己竟開不了口，連沙灘、暗礁等詞語都不會用中文說，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回家見過母親後，容閎立即來到廣州，惡補了半年的漢語。

    從在澳門接觸西方教育開始，容閎就立志“教育救國”。回國後，他利用參與洋務運動的機會，多次向曾國藩、李鴻章、丁汝昌等倡議“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一八七一年，曾國藩和李鴻章向同治帝上書，計劃從各省選出一百二十名幼童出國留學。當年九月，這份計劃獲得清廷批准。

    招生之初，報名者寥寥無幾，容閎只好將招生重點放在廣東。這些地方的家庭思想相對開放，對西方文化更加包容，家國情懷濃厚。最後，他招了三十名幼童，其中廣東籍的學生佔了廿四名。幼童出國留學需要家長簽字，廣州幼童詹天佑的父親就在保證書上寫道：詹天佑被政府送到外國學習先進技術，他學好了，就一定聽從中國的差遣，不會留在外國另謀生路。生老病死，各安天命。

    清政府在廣州設立了“留美幼童英語先修班”（今廣東實驗中學前身），官選幼童在這裡完成短期的英語集訓後，就出國深造。一八七二年，第一批幼童出國。

    澳門是容閎學業的起點，而他促成的中國早期公派留學生則從廣州等地起航。大部分留美幼童成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先驅：詹天佑成為“中國鐵路之父”，蔡紹基成為天津北洋大學堂總辦，鍾文耀先後在馬德里和馬尼拉等地任外交官，後進入鐵路界，擔任滬寧鐵路和滬杭鐵路的總辦……正如歷史學家李喜所所說，容閎開創了中國官派留學的先河，推進了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進程。

    孫中山穗澳懸壺濟世 · 成中西醫結合奠基人

    二十世紀初，在去往日本的船上，容閎遇到了同鄉孫中山。兩人一見如故，孫中山讚容閎“聲望素著，富新思想”，容閎則稱孫中山“寬廣誠明，有大志”。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曾是聞名穗澳的大名醫，被譽為中西醫結合的奠基人，後來才轉向“醫國”大業。澳門理工大學教授林發欽說：“澳門是孫中山走向世界的門戶。”孫中山自己也曾說：“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

    孫中山年輕時入讀廣州博濟醫院（今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南華學堂，這是中國最早的西醫學校。當時，博濟醫院禁止男生到產房實習，孫中山對嘉約翰院長說：“學生畢業後行醫救人，遇有產科病症也要診治，應當改變這種不合理的規定。”嘉約翰採納了他的建議。從此，中國有了第一批婦產科男醫生。

    一八八七年，孫中山從廣州考入香港西醫書院。學醫期間，他經常往返香港及家鄉。有一次，他途經澳門時，應鏡湖醫院總理事邀請，為一紳商久病不癒的家屬診病，藥到病除，鏡湖醫院對孫中山的才華大加讚賞。孫中山畢業時，被鏡湖醫院“破格”聘用為義務醫師，成了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這也是鏡湖醫院設置西醫的開端。之所以說“破格”，是因為鏡湖醫院是當時澳門最大的華人慈善醫院，只採用中醫治療。

    雖然學的是西醫，但孫中山推崇中西醫結合。剛到澳門時，他就向鏡湖醫院借款二千銀圓，自辦“中西藥局”。他每日在鏡湖醫院義診兩小時，不收酬勞診金，還向患者贈醫施藥。

    一八九三年春，孫中山將澳門中西藥局“搬”到了廣州西關冼基路，冠名“東西藥局”，並邀請名醫尹文楷擔任助理診務。孫、尹二人搭檔，一時被譽為“杏林雙幟”。冼基路地處十三行附近，這條約三百米長的巷子曾聚集了二十多家醫館，是名副其實的“中醫街”。孫中山到冼基路後，給自己定下兩條規定：上午十點到十二點為贈醫時間；出診期間，不論難症急症，診金隨意。如今，西關冼基路成了社區，社區內孫中山“天下為公”的字樣特別顯眼。

    在廣州、澳門等地行醫期間，孫中山目睹底層民眾的疾苦以及晚清政府的無能，深感“醫術救人，所濟有限”，決心改“醫人”為“醫國”。一八九四年，孫中山走出廣州冼基路，踏上了“醫國”之路。

    高劍父紅線女穗澳聞名 · 成就雙城藝術傳奇

    踏上“醫國”之旅的孫中山，常年在廣州、澳門及海外活動。有一次，孫中山在日本遇到了曾在澳門學畫的廣州人高劍父。辛亥革命後，高劍父與高奇峰、陳樹人一起，折衷中西，用筆墨描繪現實，使嶺南畫派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畫壇的三大流派之一。

    高劍父的“雙城記”頗有傳奇色彩。他出生於廣州，十四歲時跟居廉學中國畫。當時，居廉門下有一個學生，名叫伍德彝，比高劍父年長十五歲。伍家為十三行富商之後，家中藏品豐富。高劍父向伍德彝行師徒之禮，得以有機會住進伍家萬松園，幾乎閱盡伍家藏品。其間，他還結識了伍家在澳門經商的伍漢翹。正是在伍漢翹的資助下，高劍父來到澳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讀書，在這裡第一次接觸到西洋畫，並萌發了改革中國傳統畫的想法。他曾嘗試把汽車、飛機等新鮮事物納入繪畫，一度被守舊派視為“大逆不道”。然而，新的畫風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學習的人愈來愈多。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高劍父買下位於今廣州象崗山的一棟大宅，聚徒講學，取名“春睡畫院”，寓意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春睡畫院堪稱嶺南畫派的搖籃，在全盛時期聚集了一百二十多人，關山月、趙少昂、黎雄才等一批名家都在其中。

    高劍父學中國畫在廣州起步，學西洋畫則發端於澳門，其開創的嶺南畫派，又興盛於穗澳兩地。抗戰時期，嶺南藝人紛紛到澳門避難，高劍父也把春睡畫院搬到了澳門。當時的澳門畫壇，有從廣州來的關山月、方人定，有旅居澳門的張穀雛、陳公廉，還有往返於穗港澳之間的黎葛民、羅落花等名家。他們秉承藝術救國的理念，創作了《三山半落青天外》《黃雀在後》等大量作品，抒發救國救民之心志。

    這種來自穗澳兩地的呐喊，因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等作品響徹全國。冼星海祖籍廣州，出生於澳門。抗戰期間，他以音樂為武器，創作了大量救亡歌曲，激發中國人鬥志。為紀念這位“穗澳之子”，澳門建了冼星海紀念館、冼星海大馬路，廣州建了星海音樂廳、星海音樂學院。

    與高劍父、冼星海一樣，用藝術將穗澳兩地緊密相連的還有粵劇名伶紅線女。有人說，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粵劇，有粵劇的地方就能聽到紅線女的聲音。其實，這一切都肇始於八十多年前紅線女在澳門的第一次登臺演出。紅線女出生於廣州西關，家境殷實。抗戰時期，紅線女一家遷到澳門，日子過得艱難。為了貼補家用，父母只好讓她拜師學藝。一九三九年春節，紅線女以“小燕紅”的藝名首次在澳門清平戲院登臺，演出粵劇《六國大封相》中的提燈宮女，粵劇生涯就此開啟。入行七十多年，紅線女所創立的紅腔和紅派表演藝術，代表粵劇當代旦角藝術的最高成就。如今，斯人雖已逝，但廣州和澳門的文化藝術界人士依然懷念這位大師。

    穗澳兩地人緣相親地緣相近，從古到今淵源不輟，成就了兩地人文歷史的紐帶，展望今日大灣區發展，兩地必將更加互通互融。（二之二）

    文／圖：廣州日報 · 粵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