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泉河畔那些人

    大泉河又叫宕泉河，發源於祁連山西端的野馬南山。其發源地的冰川融水形成的幾條小河，出山便潛入地下，浸漫百里戈壁後，

    在大泉和大拉牌附近又漸出地表，河水蜿蜒經過三危山時，

    養育出一小片綠洲，“前流長河，波映重閣”，莫高窟

    就生長在這裏，於是人們喜歡把大泉河形容爲莫

    高窟的母親河。

    太陽快要落下沙丘時，大泉河開始飄雪，這是二○二三年冬天河西走廊的第一場雪。此時，敦煌研究院正組織全體員工參加《吾愛敦煌》首映式，那是講他們老院長樊錦詩的故事。遊學的和原本可能流連徘徊於此的遊人都已早早散去，九層樓前只剩下我一人。

    頭天晚上，在敦煌沙州夜市偶見一處花店，寒冷蒼涼的邊塞能尋得一捧生機勃勃的向日葵着實令人欣喜。想着終於有機會趨前拜望常先生，聽他親口說說他們的痴與執迷，竟興奮得一夜無眠。帶上寄放遊客中心的花，徑自去了中寺，一九四三年，常書鴻六人初進莫高窟時便工作生活於此，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寺才改建爲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館。兩三趟平房圍出的一座小院，河西走廊戈壁裏的民宅大致都是如此。常沙娜兒時戲耍的馬圈和磨盤還在，那些疑似老先生們親手製作使用過的“蜈蚣橋”和土炕土凳土桌，在房角牆跟還依稀可見。常書鴻年輕時創作的油畫《G夫人像》和《平地一聲雷》，色彩艶麗，哪怕在這簡陋昏暗的土屋裏還在熠熠生輝，我更喜歡那幅《大泉河冬天》，就像幾十年後，敦煌藝術研究院院長侯黎明的感嘆，“老先生們冬天愛在大泉河滑冰，他們都是從巴黎、北京和重慶過來的。你看那些老油畫和老照片，穿的都是西裝旗袍、裘皮大衣，很洋派。一九四○年代，在土裏土氣的鄉下，突然遇見這樣一幫人，會是一種怎樣的觸動啊！”

    幾乎所有涉及敦煌守護人的文字都會記載，敦煌藝術研究所第二任所長段文杰是臨摹壁畫最多的人，在他的陳列室裏，畫稿文稿和繪圖工具滿牆滿櫥，看得眼花繚亂。我不懂美術，更不用說那些論文專著，但眼前那張段文杰攀着岩壁，一手握筆一手持架的黑白照片，還是讓我察覺出了他扎根戈壁六十年的原動力。那種近乎瘋狂的痴迷，就像是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對愛的追求。

    隔壁是張大千的陳列室，除一套桌椅別無多物，甚至不見一片作品，這也客觀且坦白地反映了他在敦煌人心中的位置。

    “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院牆內外，散植的古老銀白楊靜靜伫立，像是在悄悄述說那些過往的人和故事。它們一定無數次聽過常沙娜兒時咯咯的笑聲，無數次遇見過常書鴻和段文杰注視的目光，以及那些深夜圍着炭火臨摹的人兒……

    抬眼望去，陽光從雪花中穿過，灑落在斑駁的葉面上，閃動的金色銀色在光影中夢幻般翻轉，那或許就是樂僔初見金光的感覺，佛的召喚。

    莫高窟晚唐一五六窟前室北壁上，記載了樂僔初到敦煌的情景。

    公元三六六年的一天，中原和尚樂僔遊歷到敦煌東南的大泉河畔。此時，陽光正照耀在三危山崖壁，金光燦燦，彷彿千佛化現降臨。樂僔認爲這是自己虔誠修行得到的照應，於是決意留此禪修，並委人在河西岸鳴沙山崖壁鑿出莫高窟第一個石窟。之後不久，一個叫法良的和尚在樂僔禪窟旁又開鑿了一個石窟。“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河西走廊上往返的僧侶，開始不斷在這兩座小小的禪窟旁開山造像，歷經千年營建，莫高窟僅現存洞窟就達七百三十五個，壁畫四點五萬平方米，泥質彩塑二四一五身。除莫高窟，古敦煌區域還保存了榆林窟、東西千佛洞、旱峽窟等大量石窟群，它們共同構成了今天敦煌石窟全貌。

    元末，疆域擴大，“海絲”興起，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和西域門戶的重要地位，河西走廊中斷，莫高窟遭到冷落荒廢。明嘉靖年間嘉峪關封閉，敦煌重新淪爲遊牧之地。一直到清朝末年，北方俄羅斯人從中亞過新疆來到河西走廊，西邊的歐洲人從印度經西藏進入敦煌。由此，一大批打着探險和考古旗號的掠奪者來了。

    法國人伯希和只是緊隨着其他西方探險者的腳步來敦煌，他之前已有英籍猶太人斯坦因，之後還有更多的冒險家。伯希和到來之時，藏經洞裏的大量文物早已被斯坦因劫走。然而，相對其他盜竊者，伯希和是個文化學者，具有極强的專業能力和極高的專業素養，他更加了解敦煌的價值，也通曉文物發掘和保護，對石窟的破壞相對較小。他所竊走的大量精華珍品至今仍妥善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這些文獻和文物對其本人和之後的敦煌研究起到了積極作用，並由此開啓了敦煌學的誕生。伯希和之於敦煌，就像王道士之於藏經洞一樣，很難用一言兩語說清楚。

    從斯坦因開始，王道士幾乎親歷和參與了近代敦煌文獻和文物流散的全過程。余秋雨在《道士塔》寫道，“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瀉”。王道士原名王圓籙，年輕時在肅州當兵，因篤信道教，退役後受戒成爲道士，隨即向西遊歷，於一八九七年抵達敦煌，並將岩壁邊的下寺改爲道觀。莫高窟中俯瞰衆生的佛像與壁畫令他心馳神往心生敬畏，在斯坦因記述裏，人們看到了一個與余秋雨筆下不一樣的王道士，“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倒的廟宇的修復工作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這上面，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裏面的一分一銀。”正是這些長年不斷的修繕，他才在偶爾中發現了封於第十六窟的藏經洞。

    半生事窟，從受騙相送到後來出售文獻用以修繕，可謂用心苦見識淺。但無論何種藉口，藏經洞打開後，各國探險家紛紛竄來敦煌，對文物和文化造成巨大破壞，他難逃“助紂爲虐”之嫌。“惟五層佛樓規模粗具，尚未觀厥成功”，王道士最終在懺悔和不甘中“飛升”。王道士自然有可憎可惡之處和洗不脫的污點，但是否應該將所有的憤怒瀉在他的身上，在我看來始終值得質疑。所有的歷史都是那個時代的當代史，今天再來評價王道士，需要將時間軸拉回到清末民初那個積貧積弱的大背景下。事實上，王道士已經做出了那個時代一個凡人所能盡到的最大努力。如果把我們任何一個人放入他的處境裏，也一定不會比他做得更好。抗戰時期，故宮南遷時有軍隊一路護送，現在卻要求將敦煌文物的全部命運都維繫於窮道士一人？應當予以起碼的公允吧。

    莫高窟有藏經洞和王道士，在莫高窟東三百里的榆林窟，同樣也有道士守窟護寶的故事。唐僧玄奘取經歸來時，曾停留瓜州講經，並將印度國王禮贈的象牙佛留在鎖陽城。一千二百年後，象牙佛輾轉到了萬佛峽（榆林窟）一位叫吳根棟的道長手中，一八○七年，吳根棟臨終時將象牙佛交於弟子，至一九五○年其上繳國家，其間一百五十年，先後五位道長守窟，其中三人爲保護象牙佛慨然赴死，最後一任道長郭元亨也因此屢遭酷刑致殘。

    王道長在敦煌的一系列開創性活動，使莫高窟進入了有人看管的歷史，也在戈壁深處中營造出一些基本的生存條件，這些都爲後來成立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提供了必要物質基礎。王道士功過之爭在歷史上始終沸沸揚揚，至今無法蓋棺定論。相比之下，郭道長捨身守榆窟護寶，早年還冒着被“二馬”兵匪殺害的危險保護了紅軍西路軍將士，高低上下一目了然。

    郭元亨看護榆林窟期間，張大千往來數次，每回都會拜託其安排起居準備飲食。一九四三年，張大千第二次到來時，郭道長身邊多了一個中年人。慢慢的，兩個爲張大千做飯的夥伴變成了守護石窟志同道合的戰友。很多年過去，這個叫常書鴻的中年人接管了郭道長手中榆林窟。

    郭元亨剛剛到達榆林時，常書鴻早已在法國美術界享有盛名。而此時，中國學者尚在面對幾卷殘經，兀自感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一九三五年，巴黎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上，六册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震撼了常書鴻，“我是一個中國人，竟然不知道中國有這麽大規模這麽系統的文化藝術！我是一個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如今真是慚愧，不知如何懺悔。”

    一九三六年，常書鴻毅然將妻女留在法國，獨自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國際列車。回國後，由於日寇入侵，常書鴻不得不四處輾轉避戰，敦煌遙不可及。儘管許多作品毀於戰火，但他還是先後在成都、重慶等地多次舉辦個人畫展，並開啓了將西方學院派油畫“中國化”改造的最初嘗試。常書鴻的作品呈現的是中國式審美，其油畫語言之純正、表現能力之純粹，在當時中國無人能及。中國美術界曾有公論，如果不是因爲後來去了敦煌，常書鴻一定是我國第一代油畫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

    一九四二年五月，洛陽龍門石窟浮雕被奸商盜賣，倒逼民國政府重視全國文化遺産和文物的保護，“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應運而生。一九四三年初，常書鴻和五個志同道合者從蘭州出發，歷經月餘，抵達敦煌。大漠戈壁不見人煙，千年榮辱卻直撲眼前，洞窟或坍塌或流沙掩埋，壁畫遭惡意粘揭，許多洞窟被白俄焚燒，藏經洞更是被洗劫一空。

    洞窟清沙工作迫在眉睫。常書鴻發明了一種“拉沙排”，把積沙一排排刮到水渠邊，再提閘放水。同時，在周圍百姓幫助下，帶領工作人員築起一道千米防沙牆。爲杜絕洞窟的無序管理，清沙工作剛剛完成，普查編號工作又接踵而來。壁畫臨摹更不輕鬆，幽暗的洞窟需要點燭照明，忽明忽暗，臨摹洞頂上的壁畫時只能抬眼先看，再低頭畫幾筆，成天渾身酸麻。

    常書鴻尤其鍾情於第二五四窟，窟中有一幅薩埵那太子捨身飼虎本生圖。他總是以此鼓勵身邊人，佛祖能够捨身伺虎，我們爲敦煌捨生又有何不可？

    一九四四年秋，常書鴻正式就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然而，保護和臨摹尚未全面展開，更不要說什麽學術研究，環境艱苦時局多艱，研究所很快深陷債務危機，基本生活難以爲繼。民諺說，“出了玉門關，兩眼淚不乾前面是戈壁，後面是沙灘”。一位病重職工曾含淚對常書鴻說，“所長，我不行了，我死以後，千萬別把我扔在沙子裏，請你把我埋在土裏啊！”離去的人越來越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被迫解散，而更令常書鴻意想不到的是，結髮妻子竟拋下一雙兒女不辭而別。家庭支離破碎，生活無果，痴人常書鴻依然不願放棄這片沙海裏的小小綠洲。張大千有一回在離開敦煌時對常書鴻說：“你留在這裏，過着苦行僧般的日子，就是一個無期徒刑啊。”常書鴻卻表示：“爲了敦煌，我願意把牢底坐穿。”

    一九四五年冬，爲了恢復研究所建制，常書鴻决定奔赴重慶呼籲。常沙娜曾回憶到，“至今還記得那個人去樓空的夜晚，空蕩蕩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親、弟弟，還有兩個工人。萬籟無聲的夜，父親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第二天一早，兩頭毛驢分裝着簡單的行李，常書鴻帶着一雙兒女流着淚離開了敦煌。途經蘭州時，爲了造勢，常書鴻舉辦了一場以莫高窟壁畫和景物爲題材的父女畫展，畫展異常成功。到重慶後，他又加緊奔走相託，陳寅恪、梁思成、徐悲鴻等一批“敦煌衛士”全力相助，紛紛在報紙上寫文章，呼籲挽救敦煌研究所。天道酬勤天道酬苦，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終於批准恢復敦煌藝術研究所，並撥發卡車一輛、物資若干。

    臨摹、維修、加固……研究所工作逐漸恢復並走上了正軌。

    抗戰期間，一大批全國著名學者彙集陪都，重慶也成了藝術之都，王子雲、張大千先後到重慶舉辦敦煌臨摹展覽。剛剛從國立藝專畢業的段文杰無意中聽到了王道士和常書鴻的故事，心潮澎湃，對敦煌的救亡和對藝術的摯愛不停召喚着他，“到敦煌去！”

    經歷一年的等待，段文杰終於在常書鴻帶領下來到敦煌。像“一頭餓牛闖進了菜園子”，段文杰瞪大眼睛，專注於每一身菩薩的神態、每一根線條的變幻，貪婪吮吸着敦煌的每一點營養，衆神、僧侶、伎樂、惡魔、供養人……一個又一個鮮活的形象，從畫壁上走進了他的筆端。段文杰堅守敦煌六十年，臨摹壁畫三百四十幅，面積達一百四十平方米，在莫高窟個人臨摹史上，他是第一人。

    一九五四年，莫高窟第一次通上了電。燈亮的那一晚，常書鴻和段文杰激動得像孩子似的，從這個洞窟跑到那個洞窟，那些上千年的壁畫和彩塑散發出從未有過的燦爛光輝，“菩薩都在對着我們微笑”。

    一九八○年代初，小平同志視察敦煌時指出，“不缺一個所長，常書鴻是我們的國寶，請他到北京去吧。”住進高幹樓的常書鴻卻常常喃喃自語：“爲什麽讓我住在這裏？我要回敦煌，我還要住我那個土房子！”後來有人問他，如果有來世，會選擇什麽職業？常書鴻答道，“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世。但如果真的能够重新來到這個世界，我還要回敦煌，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如出一轍，九十歲以後的段文杰，記憶如同千年壁畫般漸漸褪去色彩，他甚至連老朋友都辨認不出，然而，卻始終不曾忘掉心底的那片綠洲。彌留之際，依舊清晰地呼喚“敦煌，敦煌——”

    長河落日，千年一夢。二○一一年一月，段文杰先生終於在三危山下，與亦師亦友的常書鴻先生團聚了，生前身後永不分離，他們倆的墓碑和九層樓遙遙相望。

    高大挺拔的銀白楊在耳畔沙沙作響，像是老先生們對敦煌的眷戀。一九五五年，李其瓊老師拖着一條大辮子開始在洞窟臨摹壁畫，耄耋之年，她與丈夫孫儒僩先生故地重遊，在九層樓的合影，竟與普通遊人別無二致。遠在蘭州的敦煌研究院那一組五幅照片，想起來便情不自禁熱淚盈眶。

    從敦煌走出過兩種人，一種是張大千們，敦煌是他們發現藝術新世界的工具，他們的抵達只是爲了離開。另一種則是常書鴻們，他們抵達之後，再沒想過離開。上世紀四十年代，常書鴻、段文杰、歐陽琳、孫儒僩、史葦湘等一批前輩專家，滿懷對祖國藝術的嚮往來到莫高窟。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燈，在這裏扎下根來，開創了敦煌石窟保護、臨摹和研究的基業。新中國成立後，又有李其瓊、李貞伯、萬庚育、李雲鶴、關友惠、劉玉權、賀世哲、施萍婷、李永寧、孫修身、樊錦詩等一批年輕人響應號召，跨越千山萬水來到莫高窟。他們來了就不曾離開，隱藏在壁畫雕塑之後，將自我融化在了敦煌，簡單篤定、殫精竭慮、夙興夜寐、精益求精，他們是敦煌真正的守護神。

    河西走廊的夕陽絢爛，靜靜地坐在常書鴻和段文杰的墓邊，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們當年的痴情與專注。對面的九層樓攢尖高聳，檐牙錯落，鐵馬碰撞的叮咚聲，跨過大泉河縹緲而來……因一個僧侶的信念而興，經百千萬畫匠之心，終於在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這樣一代代敦煌人的接續下，匯聚成了一個文化的崛起和民族的復興。

    敦，大也；煌，盛也！

    姚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