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無新事

    ——談《白日之下》的善與惡

    《白日之下》是一齣揭示香港私家院舍問題的社會議題電影。故事取材自多宗真實個案，包括二○一四年“康橋之家”院長涉嫌性侵智障女案、二○一五年“劍橋護老院”女長者遭集體露天裸露事件、二○一六年“國寶之家”涉嫌虐待院友事件、二○二一年“康橋之家”十四歲少年墮樓死亡事件等。當年這些報道引起了社會嘩然，公眾無不大聲疾呼改革院舍制度。然而類似的事件只屬冰山一角，歷史不斷地重複，而且變得更加隱蔽。電影《白日之下》正是要探討這個社會問題。

    故事講述A1新聞社接獲匿名舉報，表示殘疾院舍“彩橋之家”有院友受到虐待。記者凌曉琪設法混進院舍搜集證據，以第一身的視角去探索院舍內的生活狀況。從日常的飲食清潔、活動交流，到遇上院友離世的處理都有細膩的描寫，在搜集證據過程中逐步揭示院舍的惡劣環境，以及院長一伙以權謀私的惡行。事件雖然引起社會一時的關注，但院舍情況未有改善，即使先後發生院友被虐待、自殺、甚至被性侵的事件，院舍還是照常運作，甚至法律也沒法懲治那些施虐者。日光之下無新事，類似的事昨天發生，今天發生，明天還是會發生，不同的只是人物和地點變化而已。身為記者的曉琪頓覺自己的微小，不禁懷疑自己所做的事有何意義。

    電影最出色的地方是對每個角色作出細膩而深入的描寫，人物充滿生活質感能讓觀眾代入其中，設身處地去感受他們的問題和內心世界，並從多個角度去了解整個圖畫。對社會來說院舍的黑幕可能只是一宗火爆的新聞，但對無依無靠的院友來說卻是生活的問題。觀眾和曉琪一樣是為了找尋新聞題材的局外人，原本沒有投入個人情感的打算，但隨着故事發展，她與院友有了牽絆，好像獨身的通伯、被家人拒絕的水哥、智障的小鈴和明仔等，每個人物都有着不同的遭遇。觀眾會緊張他們的命運，會為受到法律制度的限制感到無奈，又會對院舍職員的惡行咬牙切齒。尤其是那個行惡但自居正義的院長，在他看來，那些流落街頭和殘障人士是被社會和家人遺棄，是他給了他們一個“家”，他才是代表善的那一方。這無疑是逃避罪責的藉口，但他對社會和家屬的指控確實說出了問題的源頭，那是如同魔鬼對人靈魂的拷問。當遇上問題時，我們往往會先指責是別人的錯，是制度的錯，是社會的錯，甚至是上帝的錯，總之自己沒有錯，這種惡行極致到一個地步，就變成了故事中的院長。

    因為曉琪的爆料報道，“彩橋之家”被逼結業，院友們在雨中感到前路茫茫，無不指責是曉琪害他們失去了“家”，應驗了她的上司所說“善未必有善報，惡也未必有惡報”的話。既然如此人們為何還要行善？曉琪似乎也沒有答案，最後反而是通伯瀟灑地鼓勵她說“不要因為做對了一件事而內疚”。或許我們行善就不應去考慮善報，因為行善是個選擇而不是投資。一向冷漠自恃看透世情的曉琪，此刻也難忍心中的悲傷，雨水灑在她臉上，不知是雨是淚。

    黃若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