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的澳門 · 破解歷史密碼》序言
陳迎憲先生經過十年的潛心探研，四易其稿而成的澳門海洋文明系列專著第一種——《海洋的澳門 · 破解歷史密碼（史前至明代）》出版，作為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同道和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的同事，謹表示熱烈的祝賀！
中國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中華文明按照文化類型，大體包涵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個部分。就海洋文明而言，從遼東半島到北部灣，中國擁有三萬多公里的海岸線和遼闊寬廣的海域，很早就成為中華民族先民活動的舞台。自先秦時代起，從遼東、齊魯、吳越、甌越、閩越到嶺南之地的百越，作為中國的濱海地域，便已積澱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基因。
業師蔡鴻生先生有言：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中，嶺南文化“是一種濱海的區域文化”。徵諸古籍，舜帝南巡，至蒼梧之野。禹宅南交，至於南海。今日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濱海地域，秦漢時代屬南海郡，三國吳以後屬廣州，憑藉着兩千多年海外交通的文化積澱，從傳統走向現代，才有今日粵港澳大灣區的崛起。
澳門位於祖國的南海之濱，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百越民族的先民便在這裡繁衍生息，從事海洋活動。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五年發現的路環九澳灣面海山崖石刻巖畫，再現了兩艘古船滿載物品在海上航行的圖景，可與古代同屬於香山地區的珠海高欄島寶鏡灣古舟船的石刻巖畫相媲美。
澳門在明代屬廣州府香山縣，又稱蠔鏡，或作濠鏡。本書第七章用中、日、葡三種語言的文獻記載相印證，證明了在葡萄牙人入居之前，蠔鏡是“琉球人使用的港口”。早在正統十年（一四四五年），為入貢採買方物的琉球使臣蔡璇等人的船隻，因風飄至香山港，巡戍守備欲以海寇殺戮冒功，幸海道副使章格奏還其貲而遣之。其後琉球人便將蠔鏡作為前往東南亞途中必然停靠的港口，並到娘媽角的媽祖廟祭祀朝拜。筆者略有補充的是，娘媽角現存的三座媽祖廟中有弘仁閣，應為鄭和下西洋期間，以媽祖庇佑航海奏請朝廷，在南京龍江建“弘仁普濟天妃之宮”一事之後，遂以“弘仁”為廟號，以彰顯其所祭為正祀神祇。從而又證明在葡人入居澳門之前，澳門已有航海保護神崇拜的媽祖信仰和媽祖廟。
至於蠔鏡澳在葡人入居之前，在明代朝貢體制和廣州市舶貿易中的位置，香山籍著名學者黃佐，在嘉靖《廣東通志》卷六六 · 外志三《番夷》中，在載由其代作的兩廣巡撫都御史《請通市舶疏》之後，記述當年來廣州進行朝貢貿易和市舶貿易的東南亞南海各國番舶“灣泊有定所”、“抽分有例則”的情形，其中關於前者載：“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暹羅國併該國管下甘蒲沰、六坤州，與滿喇加、順搭、占城各國夷船，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峒，或新會奇潭，香山浪白、蠔鏡、十字門，或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證明在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林富上《請通市舶疏》之前，蠔鏡已成為廣州海域番舶停泊的九個海澳（又稱舶口）之一，並已成為定制。
著者依據大量中外文獻，證明在葡人入居澳門之前，蠔鏡並非一個荒島，而是東西二洋各國番舶停泊貿易的海澳，“葡人也不是蠔鏡澳的開拓者或開埠者”。較諸以往以葡人入居澳門為開埠之始的舊說，更能令人信服而具有史識。研究明清史的著名學者韋慶遠先生有言：“彈丸之地的澳門，聯繫着中國與世界。”中國的海洋文化與西方的海洋文化在這裏相遇和對話，成就了這一方熱土。
關於葡人入居澳門的年代，業師戴裔煊先生以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六九《外志》四《番夷 · 澳門》條所載的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說，與平托(Ferdinand Mendez Pinto)《旅行記》(Peregrinação)所載的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說相印證，認為葡人從蓬累數十間，到用磚瓦木石建成永久性聚落，中間經歷了四年的時間，兩說都沒有錯誤。本書以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為澳門開埠的年代，而以一五五七年為葡人入居澳門的年代，與戴先生及筆者的觀點有所不同，從來交友論學，可以和而不同，留待讀者自行判別和學術界繼續探研。
陳迎憲先生祖籍福建漳浦，出生於印度尼西亞棉蘭市，長期生活工作在澳門，致力於澳門博物館事業和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合作，並潛心研究澳門史，尤其是澳門海洋史與國際交流史。對於澳門海洋史的研究，既是從近身之學做起，又有多年的學術文化積累。細讀此書，可以體會到著者面向世界去蒐集資料，具有世界性的學術視野。
關於前者，本書參考的文獻書目達三百種，所用語種包括中文、葡文、英文、馬來文、印度尼西亞文、法文、日文、拉丁文。其中，葡文文獻一百〇五種，數量僅次於中文（一百一十七種）；英文文獻四十種，數量接近外文中譯本（三十九種）。故能將中外文獻、東西方文獻相印證，並盡可能使用年代較早的當時人、當事人留下的第一手資料，以重現當年的歷史圖景。
關於後者，澳門史尤其是澳門海洋史的研究，時間上處於古代與近代的交匯，空間上處於東方與西方的交叉，必須進行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研究。而海洋史又包含着天文、地理、潮汛、海流、航線、海圖、季候風和航海技術等多方面的知識。著者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去專注所要研究的問題，並以世界性的學術視野來審視和解決這些問題，讀者儻能細讀此書，自有會心之得，毋須筆者贅言。
自二〇二〇年初至今，著者將本書四易其稿，交到筆者手中。筆者忙於其他工作，尤其是即將出版的《戴裔煊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一書編務，故只讀過本書第一、四稿，略獻蒭蕘，提供若干修改意見，以供參考，略伸學術的商量培養之意，並期待這部多卷本的系列專著，能在著者孜孜不倦、精心結撰之下逐一完成，貢獻於學術界和文化教育界。同時更期待有志於學的青年學者，對這一有着廣闊發展前景的學術領域進行學術接力，但必須學風純正，耐得住寂寞才行。
研究中國沿海邊疆史和海外交通史的前輩學者、番禺梁嘉彬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便聲言：“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在海洋！”研究中國民俗學和文化史的前輩學者、海豐鍾敬文先生在九十六歲之年有言：“我們是歷史之舟的搭客，同時又是她的划槳人。”筆者堅信，對於澳門、嶺南以至中國海洋文化的研究，將為澳門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崛起、海洋強國的建設以至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重要的學術支撐。
章文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