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立場

    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問題，隨着近期慘烈的衝突再次成為世界的焦點。網絡上看到最多的是綁定成見的傳播，問你支持誰，繼而對異見者發表連串的缺乏基本常識的見解，但是在世界上所有超級複雜難解的問題當中，巴以問題可以說是最複雜、最難解、涉及面最廣的那個問題，是個死結。

    伊恩 · 布萊克在《敵人與鄰居》裡解釋過巴以問題為何是個死結：這兩種主導敘事與其說是相互競爭，不如說是截然相反，而且完全勢不兩立。猶太復國主義者眼中的公正和勝利，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則是不公、失敗、流亡和羞辱。幾十年來，這些敘事通過有意選擇、來回重複及不可動搖的自信，不斷發展和鞏固。英國最後一名巴勒斯坦高級專員艾倫 · 坎寧安爵士提出了這一觀點：“處理巴勒斯坦政策時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就是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阿拉伯人，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都不會提及另一方。”他回憶道：“他們看上去似乎無視了彼此的存在。”共同點幾乎從一開始就無處可尋。

    寫下這些，不是為了挺巴或者挺以。人不是一定要站隊的，一個人總可以在錯和錯、罪和罪中間選擇。當年在阿爾及利亞的問題上，加繆讓人失望地並未對法國的殖民行為進行直接批評，托尼 · 朱特就說，這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加繆在個人知識、記憶和他對平等適用正義原則的追求之間，真正陷入了進退維谷狀態，“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在採取一個立場，而在於在不存在立場的地方拒絕採取立場”。在這些情形裡，沉默似乎是他最深沉的情感的最佳寫照。

    “對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清晰的立場”是一件很誘人的事，但現實中，我們應該允許人們“可以沒有立場”，更何況是像巴以這樣複雜的問題。

    葛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