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多少個春天？

    白雪所執導的電影《過春天》於二〇一八年上映，導演將鏡頭放在了深圳與香港這兩座稱得上是“鏡像”的城市。影片以跨境學童佩佩（黃堯飾演）的視角展開，畫面沉鬱的顏色，亦預示了她不那麼輕鬆的青春。隨着影片推進，我們跟隨着她潛入繁華的香港都市，“過春天”後，又回到那個她與母親在深圳安居的房子。

    “過春天”是水貨行話，意思是將走私的物品順利帶過海關。佩佩“過春天”的契機純屬偶然，只是某次與好友聊天，她們萌生了去日本看雪的念頭。生活並不富裕的她，選擇成為水客的一員，利用身份之便穿梭於“深港”，以此攢得旅行的資金。不過，或許我們又可以這麼認為，佩佩走水貨是命運使然。她是“單非”私生女，在香港生活的父親缺席了她大部分的人生，“香港人”對她而言，只是血緣給予的身份。佩佩雖與母親同居，但兩者的情感是極為疏離的，深圳的家並不能讓她的心靈安居，那僅是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

    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艾瑞克森(E.H.Erikson)，曾提出“社會心理發展階段”理論。他指出童年經驗是人格發展的基礎，而十三到十九歲的青春期更是完成自我認同的關鍵期。若該時期青少年們沒得到正確的疏導，便會產生“自我認同”與“角色混亂”之間的心理危機。顯然，佩佩的青春混雜着多種迷茫。在家庭之中，她無法靠近父母的任意一方，可以說，她的成長是獨立於親緣關係的。與此同時，她又是兩座城市裡的邊緣人，既被香港的主流文化排除在外，在深圳亦是身份上的異鄉者。整個青春，佩佩似乎生存在毫無生機的沼澤地，只有單調重複的過關生活，以及隨處可見的水客……直到她對生命有了渴望，在知法犯法的情況下“過春天”，用瘋狂、叛逆、冒險的方式感知自我。

    後半段，導演讓故事折返回平穩的敘述，感受過“走水”、友情、愛情後的佩佩，最後平靜地回歸自己原本的生活，電影亦由此變為某種意義上的“公路片”。影片末尾，導演安排了佩佩到香港放生鯊魚的鏡頭。籠中的鯊魚，隱喻了曾經困頓的她，如今再臨香港地，她似乎什麼都不需要計較了。

    學者駱藝文曾談，香港與深圳擁有“社會差異性空間”與“鏡像城市”的雙重屬性，其原因為兩地位置相鄰，但社會體制、文化背景、城市構造迥異，因此《過春天》隱含了空間跨域與身份交疊的邊緣群體的生存與認同危機。但其實，我們不妨將視線從影片中的“深港”轉至眼前的“珠澳”。我們所處的環境，同樣是有無數的跨境學童在關閘口岸進出，而“走水貨”亦是大家多年心照不宣的秘密——順路過關，賺點零用錢。他們每天往返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在境與境的轉換中，完成一次個人身份的認同。對於澳門，也許我們都太過習慣它本應向外展示出的衣裝，但在璀璨的煙火之下，卻仍有一群近乎隱形的邊緣群體，值得我們看見。

    司徒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