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澳督通報《澳門基本法（草案）》

    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在送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前，我受委託，向當時的澳葡政府通報《澳門基本法（草案）》的有關情況，交換意見。當時，澳督韋奇立先生很重視，在他的會客室親自與我交談。我們寒喧了幾句後，就轉入正題。我先介紹了《澳門基本法（草案）》的有關情況。澳督聽了之後說，《澳門基本法》的制定很重要，是澳門的大事，他一直很關注，每次公佈的徵求意見稿和此次通過的（草案）文本，他都仔細閱讀過，對《基本法》的框架結構表示贊同，並對起草委員們的吃苦耐勞和認真負責的精神表示敬佩。隨後，澳督問我，《澳門基本法（草案）》是不是最後的文本？還有沒有修改的餘地？我回答說，起草委員會已經正式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文本了，不會再作修改；至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能否審議通過，那是人大的權力，我個人估計是會通過的。我已聽出來澳督話中有話，便說了一句“不管怎樣，總督閣下有甚麼意見和想法，請直言。”

    我們的對話停頓下來了，我覺察到澳督的臉色變得有點兒嚴肅，他沉思了片刻，開口說：“那我就直言了。葡方一直很關心《澳門基本法》的起草，也提出過一些意見或建議，有的還被採納了。今天副社長先生能向我介紹情況是對葡方，對我本人的重視和尊重，我很感謝。如果《澳門基本法》的文稿還可以修改的話，我想講以下兩點意見：

    “第一個意見，序言寫得不好。第一句話說澳門是中國的領土，這沒問題。而緊接的第二句話就說葡萄牙佔領了澳門。‘佔領’兩個字，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了今天中葡兩國的友好關係。中方領導人一再聲稱，解決澳門問題，不算歷史舊賬，着眼未來，向前看。而《澳門基本法》序言一開頭就表現出要算歷史舊賬的架勢。一九九九年，我和我的同事都會離開澳門返回里斯本，而大批土生葡人怎麼辦呢？他們將成為‘侵略者’的後代，隨時會受到懲罰，遭打擊報復。他們的日子會很不好過，這是不公平的。”他接着說：“如果把‘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這句刪除，序言就很完美了。”澳督停頓下來，示意要聽我的反應。我說：“我剛才認真聽了總督閣下的評論和想法。《澳門基本法》是依據我國的憲法，貫穿了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有關條文和政策，並結合澳門實際情況而制定的體現‘一國兩制’方針是開創性的法律。《基本法》的序言雖然很短，只有345個字，但內容卻很豐富，它包括了三個主要內容：（一）澳門問題的由來和解決的歷史背景。（二）我國對澳門的方針政策及其法律依據。（三）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法律依據和目的。就澳門問題的由來可以寫一本很厚的書。序言的第一句話不僅明確了澳門的地理位置，指出它自古是中國的領土。為甚麼要強調指出‘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為甚麼長期以來我國未能對它行使主權，為甚麼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才實現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究竟是甚麼原因？’需要對這一歷史背景作一個交代、簡短說明。否則外國朋友和我們的後代就無法明白，為甚麼澳門‘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九九年才恢復行使主權’。序言的第一段用短短幾句話回答了這一問題。

    “至於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這是歷史事實，無需爭辯。長達四百多年的歷史，用‘逐步佔領’四個字一筆帶過，既敘述了歷史的真實面目，又充分體現了不糾纏歷史舊賬，維護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佔領’兩個字，是相當中性的詞，而沒有用‘侵佔’、‘侵略’、‘霸佔’、‘掠奪’一類強烈的字眼。我不清楚葡文翻譯使用的甚麼詞，英語的譯文規定使用‘occupy’，就如洗手間‘occupy’、座位‘occupy’一樣，只表明暫時佔住而已，不表明佔住的行為是與非，也不表明佔住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能想出用‘佔領’這樣中性的、溫和的字眼概括澳門四百多年恩恩怨怨的歷史，是起草委員們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這一點並非輕而易舉，更談不上有日後打擊土生葡人的伏筆。”我看到澳督連連點頭，我止住了話題。

    澳督接着說：“我的第二個意見是，《基本法》沒有明確未來澳門不設死刑，這是倒退，將會引起社會的議論，人心的不安。對此，我們曾提出過意見和建議。遺憾的是，終究未被採納。”對此，我作了如下回應：“關於設死刑或不設死刑的問題，在草委會上多次討論過，大家認為死刑是一種刑罰概念，有沒有死刑作為一項刑事政策，屬於刑事立法的範疇，故應由特別行政區自行決定，並將決定反映在《刑法典》中。如果《刑法典》沒有規定死刑這種刑罰，那就意味着廢除了死刑。總之，一九九九年後，澳門有沒有死刑，這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要由特別行政區的《刑法典》來作出決定，中央不會干預。將來即使中國內地繼續設死刑，並不等於澳門也一定要有死刑。一些西方國家，同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有的設死刑，有的廢除了死刑，甚至翻來覆去。我個人認為，如果將來社會平穩安定，也不會有人呼籲要設死刑。至於社會上有些議論，認為《基本法》不寫明不設死刑是為了要在九九年後恢復死刑，這種看法是沒有根據的，無知的。看來《基本法》頒佈後，還有一個宣傳、推廣《基本法》的任務。”澳督的臉上露出了笑容說：“你這樣的理解、認識，我們就放心了。我也很贊成在社會上開展《基本法》的宣傳活動。”我帶的任務還未完，我接着說：“《基本法》一旦獲得即將召開的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通過，新聞媒體會立即熱鬧起來，總督閣下也會成為採訪的重點人物。屆時，我希望總督閣下對《基本法》多美言幾句。《基本法》對澳門過渡時期有何作用？肯定是記者們要問的問題之—。”澳督立即問我：“像這樣的問題，你將如何應對？”我說：“如果有記者問我，我的回答是：《基本法》的頒佈標誌着澳門已經進入後過渡時期。《基本法》雖然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正式生效、實施，但在後過渡時期，澳門社會的演變，澳葡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重大政策，都要與《基本法》相銜接、相接軌。”澳督點了點頭說：“明白了。”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第一次會議順利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包括三個附件、三個決定、一個建議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並於當日由國家主席江澤民簽署公佈。

    澳督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高度評價了《基本法》，他說，《基本法》為澳門的未來勾劃出清晰的框架，是未來澳門的法律依據；《基本法》的內容符合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原則；葡文與中文同等地位，也是官方語言，體現了中葡友好和維護了土生葡人的利益。在回答《基本法》在過渡時期有何作用時，他說，《基本法》是在一九九九年政權移交後生效，但在過渡時期它會起到某種“指引”作用。我們是大陸國家，喜歡用鐵路的述語，如“接軌”、“銜接”，葡萄牙是航海著稱的國家，習慣用“燈塔”、“指引”之類的字眼，其意思很接近。人民日報、中央電台、電視台等內地媒體對澳督給予《基本法》的評價，特別是“在過渡時期起某種指引作用”的提法作了突出報道和引用。記得在一次活動場合，澳督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對《基本法》的評價，相信你會滿意了。”我說：“謝謝總督閣下的配合。我很欣賞你的‘指引’作用的提法。”

    事隔多年，每當我回憶起這些往事，就覺得，澳門能夠平穩過渡，順利回歸，主要是國家的強盛，中央的方針政策的正確，以及廣大澳門同胞的齊心努力，而中葡友好，特別是當時的澳葡政府、澳督本人的合作和配合也是分不開的。

    宗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