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旅使者傳教士走出絲綢路
——陸絲路海絲路與燈塔之光(上)
當漢武帝無法忍受匈奴的一再苛索和侵擾,遂決定對匈奴用兵,並派遣張騫兩度出使西域,聯繫月氏(今阿富汗東北部),共同對抗匈奴。
張騫成功打通西域
張騫(?至公元前一一四年),漢中城固人(今陝西城固)。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張騫應募出使西域,他帶同嚮導隨從百多人,西出臨洮,擬穿越河西走廊,即為匈奴所執,拘留達十年之久。其間,牧羊打草,也讓娶妻生子,但張騫不忘王令在身,終能俟機逃脫。已學懂匈奴語的張騫,領着隨從,翻過蔥嶺,橫越戈壁,幾經艱辛,多番歷險,終於抵達大宛(今中亞費爾干納盆地),懇請引送往月氏。大宛如其所請,派員陪護至大月。然而月氏已遠遷,不記匈奴舊仇,婉拒出兵。張騫留居月氏歲餘,無功而還,取道莎車(今新疆莎車縣),經于闐(今和田),擬入羌地而還。詎料匈奴已佔據羌地,張騫等人再被拿獲,囚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張騫乘匈奴內亂,領着妻兒隨從等逃出囚地,東返長安。是時,距銜命出使之年算,共歷十三寒暑。漢武帝不計成敗,嘉其忠誠,憐其辛勞,仍加封張騫為太中大夫。
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名將衛青奉武帝命,出征匈奴,在出雲驅逐白羊、樓煩王而奏凱。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與另一名將霍去病分兵出戰匈奴主力,大獲全勝。漢武帝前後七次征伐匈奴,終於將匈奴擊潰,解除了匈奴對漢王朝的威脅。
為防匈奴捲土重來,又或有新興力量乘時填補匈奴的地位,張騫奏請武帝,再次出使西域,親善訪問諸國,遊說通好。元狩四年,武帝喜見大敗匈奴,封張騫為中郎將,率三百扈從,每人備馬兩匹,驅趕上萬頭牛羊和運載價值不菲的絲織品等,出使西域,周訪各國。其時,河西走廊已由漢軍控制,身穿漢朝官服的張騫,和前番出使相比,有若天壤之別。使團順利地經敦煌到樓蘭,再經塔里木河,西行至龜茲,最後抵達烏孫(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帶)。張騫又派遣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等國,開展與天山南北和中亞各國建立起友好通商的關係。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長安不久,便因過於勞累,於公元前一一四年病故。張騫兩番出使,開闢出一條連接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的交通大道。司馬遷《史記》中有關西域的地理、人文情況,大多來自張騫的報告。司馬遷的史筆,稱譽張騫是“鑿空西域”之人。事實上,張騫打通西域之功,放在世界史上,也是備受尊敬的人物。
到了東漢,另一名將班超(公元三十二至一○二年),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人。永平十六年(公元七十三年),他隨大將竇固出擊北匈奴,後被委派率領吏士三十六人赴西域,在鄯善將親匈奴的疏勒王廢掉。其後,又領軍堅守疏勒,不致被北匈奴攻破。章和元年(公元八十七年)至永元六年(公元九十四年),班超陸續平定莎車、龜茲、焉耆,又擊退了月氏的入侵。班超領軍戍守西域長達三十一年,鞏固了漢朝在西域的統治,也保障了張騫開拓西域通道的暢通。班超更於永元九年(公元九十七年), 派遣部屬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攀山越嶺,穿行大漠,來到條支國西海(今波斯灣),因受阻而回。但他已是漢朝最遠行的使者了。
四段串起絲綢之路
這條西域通道,向西越走越遠,連接了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東部。其起始點用四段路程來連接:
秦隴段:自長安或洛陽出發,經隴西高原、河西走廊至敦煌。
東段:自敦煌至木鹿(今土庫曼斯坦巴拉姆河里城附近),分出南路與北路。南路為由敦煌出陽關、沿南山(崑崙山脈)北麓,經新疆的若羌、且末、民豐、和田、莎車、塔什庫爾干,越帕米爾高原、經中亞而抵木鹿。北路方面,自敦煌西北方出發,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經庫車抵疏勒,然後與南路匯合。
中段:這路段基本上都在伊朗境內,橫亙東西,北倚厄爾布林士山脈,南瀕卡維爾沙漠。
西段:自兩河流域(底格里斯與幼發拉底河的中下游地區)直達地中海沿岸及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進入歐洲。
雖然張騫鑿通了西域,商旅和各國朝貢使紛至沓來,但他們都不是最早的旅人、使者。古云:“莫道君行早,尚有早行人。”公元前四世紀,古印度政治家考底利耶所著《治國安邦術》,就已提到中國的絲綢。而在阿爾泰地區發現的公元前五世紀的貴族墓中,便出土了中國絲織品。據此可知,早在公元前五世紀,甚至七世紀,從中國內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越過阿爾泰山,再西行、西行的一條通道,已經由無數的早行人走了出來。
以上所述四段連接起來的西域通道(後稱絲綢之路),可說是主幹道,亦稱北路。而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歸來,奏報發現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有許多蜀地的布匹,經向商人查詢,乃來自身毒(今印度),是蜀地商人將絲絹運到身毒,再轉至大夏。原來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出口印度的絲綢和生絲,已由四川的成都,經雅安、邛都(今西昌)至大理而入緬甸,最終抵達身毒(印度);也有支線由成都經宜賓、昆明,然後與大理匯合。這條比張騫開拓的北路要早二百年的西南絲綢之路,在一九八○年代已由王清華、徐冶作全程考察,並著成《西南絲綢之路考察記》。
幾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度、波斯、大秦(羅馬)乃至阿拉伯,各擁燦爛獨特文化,其商民通過崎嶇艱險、氣候幻變的西域通道,進行了文化交流,商品互易,以及宗教傳播,從而促進了經濟發展,更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中國藉着絲綢,成為衣冠上國,那柔絲細絹,更勝刀劍,征服了多少帝后、貴族之心,拋掉獸皮革衣,換上華美輕柔的絲絹服。一時間,各上層階級皆趨之若鶩,使中國絲綢成為百物中之上品,輸到中、西亞,更遠銷至歐洲。除絲綢外,紙張、陶瓷、鐵器、火藥、丹藥等,也是商販駝隊的運載物。
另一方面,從中、西亞販來的品物,有來自草原畜牧的馬、羊、毛織品和樂器等;有由印度傳入棉花及其種植法,而製糖法也是由印度傳入,另外還有犀角。而西域則有胡菜、玉石、葡萄等;中亞有胡椒和釀酒術的傳來;西亞有珊瑚、珠寶、琉璃器和各種香藥。宗教方面,先後有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從多種途徑傳入。
西域通道,朝西越走越遠,反過來,遠方來客也越來越多,穿梭往還,絡繹於途,由西漢而兩晉、南北朝至大唐,達到鼎盛期。其時,“萬邦朝天中”,異域奇貨珍品匯集長安,一片繁華昌富,盛況空前。
但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年),爆發了“安史之亂”,歷時近八年,動搖了李唐江山。其間,為抵禦亂軍,唐廷調回駐守西域的軍隊合力平亂。這麼一來,西北邊防便告單薄空虛。虎視已久的吐蕃,趁機出兵侵襲,攻城掠地,佔據了河西走廊,遂令西域通道最重要的市場受到阻隔,無復當年盛況。日換星移,大宋定鼎中原,卻又長期受到遼、金、西夏的侵擾,惟有向南退縮,遂使西北通道仍然梗絕,未能暢通。
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在中國建立的元朝,與四大汗國聯合起來的蒙古帝國,其版圖東至中國東海,西抵地中海,南臨波斯灣,北達西伯利亞,國土橫跨歐亞大陸。為聯通各政區和邊地,蒙古帝國在歐亞大陸設了驛站,使歐亞的通道得以恢復,而且還發出名為“牌符”的通行證,讓持有者通行。於是,這條後來被稱為“絲綢之路”的通道,又復甦起來。
但隨着元朝滅亡,蒙古帝國瓦解,加上奧斯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後,通道受到阻截,從中東不能再西行,也就無法通往歐洲。
迨十六世紀,歐洲的航海事業迅速發展,大風帆繞過好望角,東行至亞洲極東,也有橫越大西洋抵達美洲。於是,陸上絲路的未來,便讓位給海上。
一八七七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 · 馮 ·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八三三至一九○五年),在他的名著《中國》,將公元前一一四至公元前一二七年間的中國和中亞、中國和印度的西域通道,以Seiden Straßen(英譯the Silk Road )名之,中文翻譯為“絲綢之路”。後來,也有效仿李希霍芬的做法,說成是“陶瓷之路”、“寶石之路”,但大家都以“絲綢之路”稱之,而且李希霍芬的概念,被後來的學者擴大到古代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通道。同時,也將海上的交往,稱為“海上絲綢之路”,並有“絲路”(指陸絲路)和“海絲路”的簡稱。
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