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身份的關係

    ——談《那個男人》

    共枕多年的丈夫，死後才發現他是另一人，當中的驚恐感覺，別人難以理解。日本推理懸疑片《那個男人》以此為劇情，在懸案中探討身份，折射出社會的歧視，無奈傷感。

    影片並非以女妻子為主角，前三十分鐘是安藤櫻飾演的文具店離婚老闆娘，與一個自稱大祐的伐木男工相遇，這前奏戲含蓄精巧。幾次的相遇，牽動了兩顆寂寞的心，對白簡單真切，場景單一，散發着純樸與恬靜的小鎮氣息。

    大祐意外身亡，哥哥來到發現並非真正的大祐，妻夫木聰飾演的律師調查真相，從監獄質問曾協助他人掉換身份的犯人、檢驗DNA、到拳館了解真相，過程談不上曲折奇情，但保持日本同類片一貫的實感。強調人物情感變化，包括律師調查期間的人性變化，從中思考身份調換的原因。意想不到的是身份調換後再調換，更難追查出本尊身份，也反映當事人對原身份的極度討厭。

    最後查出他並非罪犯，而是真正好人，因為來自於殺人犯家庭，漸漸產生厭惡感，不想別人知道真正身份。一場與女友做愛戲照鏡後的反應，有力地寫出他對身份的反感。調查過程中交代律師原是韓裔，再接入日本國內排外情緒的新聞，交織出身份變換源於歧視，歧視犯罪家庭背景、歧視外族，逼使被歧視者尋找新身份，很有控訴力與寫實味。

    影片探討社會與身份的牽扯，最後延伸至人與身份的關係。妻夫木聰最後改變了身份，從事其他行業，其妻更被疑似紅杏出牆，妻子身份與個人行為又能推展至另一層次的探討。看似老生常談，實際寫人與身份的衝突，成為弦外之音。

    片中一開始呈現男人背面的美術作品，畫中有畫，也就是男人看着男人；結尾是妻夫木聰在作品前，前後並置三個男人，寓意明顯，究竟片名的“那個男人”，是被調查的大祐，還是他呢？這為全片帶來廣闊的咀嚼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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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