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與子

    我醒來的時候窗外還在下雨。七月中旬，殘酷、瑰奇的颱風季

    ，雨珠子極大，嘩啦啦跌在鄰居的鐵棚上，砸得人耳膜發痛、腦袋昏沉。雙人床緊挨着一面朝南的牆壁。清晨八點，我伸長手臂，掀開窗簾布一角，一點鐵灰色的日光（陰鬱、憂愁、迷濛）浸了進來，於室內漂浮着，像濕霧、像海上的潮氣，也像在風中抖動的雨簾。

    這光線使我很感動。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聽到了隔壁的音響——我感覺到了聲音的震動，在床鋪上、陽光裡，我鬆弛的、上了年紀的面部皮膚的波動之中：機槍掃射，人的慘叫，咔噠咔噠咔噠。電腦遊戲，皮面旋轉椅吱呀作響，我的兒子沙啞的低吼——他已經過了變聲期，嗓子又低又沉，敲不響的青銅鐘似的。

    他肯定沒睡覺。昨晚凌晨我起來上廁所，回房間前，看見他臥室門下那道縫仍亮着光。我擰了擰門把手（漆成黃銅色，已經生出了黑鏽），他上了鎖，我只好拍門。我說兒子，該睡了。這句話音量不大，我拍門的力度也不大。深夜，我不想讓自己情緒太激動，搞得跟精神分裂症患者發作一樣歇斯底里。我血壓高，心臟做過搭橋手術。我的兒子不心痛我，我不能不心痛我自己。

    他不作回應，於是我說（平和地、堅定地、嘆息地）：“去睡覺，不然拔網線。”

    這句話讓他摔了鼠標。我聽到了那“嘭”的一聲，滿是怒氣，把黑夜刺得發白。但最後他仍是關了燈，不再敲打鍵盤。一片寂靜。死的寂靜。我躺下、合眼、入睡，像殭屍重新躺回自己的棺材。我知道他還會爬起來，按下開機按鈕，繼續玩。甚至可能他就坐在椅子上，沒挪過窩，只是調暗了電腦屏幕的光。窗門緊閉，外賣盒裡爬着蟑螂，食物殘渣變了質，氣味滲進渾濁的空氣。於此之中，他一動不動，咬緊牙關，屏息等待我的呼嚕聲再度響起——但我已經不想理會了。

    全身心投入到電腦遊戲裡，在我看來便是人性與智力的死亡。我不懂他為什麼要整晚整晚地對着電腦呼號、呻吟、開懷大笑。我不懂他為什麼不看書、不出來吃飯、不學習。大好的光陰、大好的青春、大好的前程……以前我們教育過他幾次，我和他媽。兩兩對話、三個人一起與中學班主任進行四方會談。客氣地、理智地、憤怒地。電話、面對面，甚至於信件。我寫過三四封長信，擺在他的書桌上，信封每次都標明是“愛子張黎收”，還封了口，就差貼郵票了。

    我想，青少年都十分在乎個人隱私，他不會不感激我想得如此周全。

    幾年後我明白了：寫信只是讓旁人尷尬的自我感動。一種只能起到反作用的訓誡。他讀了那些信麼？我不清楚。我記得其中一封信的結尾是“回來吧，兒子，回到我們身邊來……”寫下這行字的時候我潸然淚下，在朦朧中幾乎看見了他醒悟後愧疚的笑臉。可惜沒有回音，沒有反應，更沒有懺悔。兒子照常打遊戲、課堂上睡覺、吃飯時低頭玩手機。他甚至沒有把信扔進垃圾桶，以此嘲弄他費盡心思的父親——不，他應當是把它們揉成一團，丟入馬桶，送給了大海——我的字化在了污水之中。

    天光漸亮。我翻身起床，進廁所洗漱。管道的臭氣、洗手盆內壁上殘存牙膏的薄荷味、窗外濕熱的雨，我棲身其中。鏡櫃從右下角起了一道裂痕，這些天越發地往中間蔓延，已經有了貫穿整張人臉的兆頭。它誕生於上個月。那天我與我的太太吵了一架。當時她在刷牙，我站在她身後擦臉（毛巾起了球、泛着灰、抽了線）。她決定等從娘家探親結束回來，就帶兒子去精神科掛個號，因此要我託付老同學——

    “找個專家，”她說，同時在漱口，一低頭，嘩地吐出了渾濁的、混着白泡沫的、四濺的水，“找個好點的專家。”她抬眼，隔着水銀鏡和我對視，重音落在了“好點的”三個字上。

    我把毛巾蓋在臉上，一吸氣，發霉煩悶潮濕的水汽湧進了鼻子。“沒必要。”我回答。可惜聲音太小，她聽不清楚。

    “大點聲！”

    “沒必要！”我撕開毛巾張口便嚷，隔壁本該好好複習準備期末考試的高二學生（如果他沒戴耳機）肯定能聽見——“他沒毛病，他就是懶！”

    “小點聲！”

    她噓了幾下，接着，皺起眉頭，眉毛很不好看地變得歪扭了，“之前不是說好了嗎。帶他去看看、檢查檢查——檢查一下怎麼了？孩子有些抑鬱，我們總該要了解情況……”

    “有什麼好了解的，他就是被你慣壞了！抑鬱？有本事他一頭撞死啊！”

    那是一個周五的傍晚。兒子因為月考成績退步，跟我們吵了幾句嘴。結果他激動起來，捏起兩個拳頭死命去砸牆壁，一邊砸一邊尖叫，跟個小姑娘似的，落下了一手的淤青。這事兒把當媽的嚇了個半死，夜裡她用手機跟幾個閨蜜嘀嘀咕咕了大半個小時，最後得出結論：“學業壓力太大，得去看看醫生。”我不同意，但晚上困倦得很，懶得與她多囉嗦，便隨口應了下來，本以為時間一長她準忘——沒想到這次她極其固執，非要帶兒子去醫院。

    我們爭執了許久，最後她打開鏡櫃拿面霜，再猛一合上，咬牙切齒道：“到時候他要是真瘋了，我跟你拼命！”此結論一出，我無話可說，只得對着鏡面上新長出來的皺紋高舉雙手投降。

    現在，那句“他要是真瘋了”在我腦海裡上躥下跳。廁所裡，我看着自己的臉破碎在了左右相反的鏡面世界之中，恍惚下就好像是看着一張白瓷面具中間裂了道細縫。我想着精神病院：那些白色的、內牆軟綿綿的、沒有嗅覺的單人病房；束縛衣、拿着針筒的護士、口味清淡的食堂；隔着鐵閘門，我與太太安慰着門後的兒子，卻有些分不清是他被關了起來還是我們被關了起來——抑或是整個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大瘋人院。

    我想啊、想啊、想啊，想得我左右兩側太陽穴凸了出去，彷彿正有兩顆心臟在我的腦袋裡跳動着。

    想不下去了，我便繼續看着自己的臉。

    奇怪的是，看得久了，我越發覺得困惑。我首先覺得自己的嘴開始變得陌生。我張開口，伸了下舌頭，舌面上一層舌苔，看着就讓人噁心；我又有些認不出自己的眼睛。左眼眼皮微微耷拉着，眼珠子鼓出了半個，血絲蔓延在眼白裡。右眼更大、更精神、更像是活人的眼睛；最後是我的整個腦袋。我左轉、右轉、揚起下巴，從這個平庸的、肥大的、空心的腦袋裡，我感覺不到自己的生命。

    我餓了。

    冰箱裡有半袋麵包。紅木方餐桌靠在客廳（也是餐室、廚房、書房）牆上，剩餘的三道桌邊各抵着一把紅木餐椅，然而正對着牆的那把椅子我們是不常用的：它堵在這窄屋的中途，一旦被挪出來，就會如摩西分紅海一樣，將整套屋子南北切成兩半。所以用餐時，常有一個人得靠着灶台、端着飯碗、站着吃。

    我的太太還在福建老家。屋裡少一個家庭成員，空間闊綽了許多，氧氣含量有所上升，可我不覺得比從前更自在。三是個完美的、可愛的、穩定的數字——三角形，金字塔，三腳架。然而現在太太離開了，兒子的精神竟也是不在的——只剩了我一個人，清醒地、無助的、傷心地對着這個漏洞百出的家。

    鑲嵌了幾顆紅豆的甜吐司，一杯隔夜冷開水，這便是一頓慘淡的早餐。我吃了：麵包跌下去，在底部泡了水，鼓脹起我的肚子；我喝了：食道連進胃部，身體裡生出一條短暫的、亮起的細線；我抬頭去看緊閉的房門：槍擊與音樂聲消失了，沒有動靜。他大概是在睡回籠覺。一覺睡到五六點，起床吃個午晚飯，在我喋喋不休的勸說下快速洗個澡，然後繼續：上機、尿尿、泡方便麵。

    周六，我不用上班——也就是說，我無處可去。整個周末便是整兩天的空白。四十八小時，在這套我的父母遺留下來的老公房裡，只有我和他。三餐可以點外賣，可以煮速凍餃子，也可以什麼都不吃，就乾坐着，打開電視，看新聞重播、聽他打遊戲，徒然耗盡那光陰。

    我心裡發着抖。

    還是要出去——哪怕只在樓下閒走片刻。我起身敲敲門，小聲說兒子，爸爸出去走走，你繼續睡。隔着門板，我聽到他含糊不清應了一下，既像是“好”，又像是“唉”，很難說得清，因為他的聲音通常是低沉地在胸腔裡回蕩着——在他一百九十斤的肉身裡左右搖晃，等終於從嘴巴裡洩露出來，就只剩下一點支離破碎的邊角料，聽得人滿頭霧水。

    我連忙跑了。

    樓道濕漉漉的，白粉牆已經露出了一半的混凝土，頂燈的光——在黑夜裡那樣地光明——點不亮愁雨綿綿的陰天。樓梯踏步上的短煙頭、住戶門前匆忙綁了死結的白色外賣袋、牆壁上被撕去復又被貼上的廣告：開鎖、通管道、換煤氣。鮮紅的大字：李師傅、吳師傅、趙師傅，下面印着無數串絕不重複的數字，打過去總是一個男人，不耐煩的一聲“喂”，背景音嘈雜、混亂、刺耳，噎得求助者說不出話。

    不見光的底層，一個小孩，揮舞着（聽上去像是）長樹枝鞭打樓梯的鐵欄杆，咚、咚、咚！

    “喔！”我臉朝下，順着樓梯與樓梯間的縫隙大喊，“別敲了！聽到嗎，別敲了！”

    聽不出性別，她（他）歇斯底里大發作，又尖又細的嗓子叫個不停，像只耗子。我走到底層，看見一扇門猛地被拉上，一位（看上去大概是）母親隔着鐵絲和防蚊網織成的門洞瞪向我。我假裝什麼也沒看見，輕輕推開樓道門，但心裡在對她說：“小心你的孩子……小心！”

    門外，靠着牆，自行車棚裡生了鏽的鐵條與鐵條糾纏成了一個大鐵山。雨淅淅索索的。雨篷的節奏正在放緩，落水管口湧出灰不溜秋的雨潮（就像海潮，只不過成分是雨水），居民樓四面的勒腳被白沫淹沒。

    似乎雨就要停了。

    在後街的小超市裡，我買了一包煙、一個打火機與一把水果刀。我從不抽煙，今天不知怎麼，忽地有了慾望。香煙我要的是“中華牌”，我只知道這個牌子。紅色的、漂亮的、莊嚴的盒子。買水果刀是因為這兩天家裡的那把小刀下落不明。太太覺得是掉進了櫥櫃後的夾層裡。我猜測是兒子偷拿了去，大概有什麼古怪的用處。他不承認，非說我冤枉了他，可他的寫字桌確實新添上了幾道刻痕——那絕不是一個“早”字。

    我把新買的刀塞進了褲口袋裡。長度剛剛好。

    兒子剛會說話就已經愛上了刀與槍。當然是假的，木頭玩具，旅遊景點小商販拿來勾引孩子的小商品。有一次他央求了半日，我虎着臉，一邊罵他浪費，一邊還是掏錢給他買了把木質寶劍。他舉着那木劍上下揮舞，何等威武！當時我與太太說：“這小子前世一定是個武將，將來有大出息！”她也連連稱是。

    夫妻倆手挽着手，欣喜地看着他在陽台上趾高氣揚地與空氣廝殺……他絕不會是個娘娘腔……他不犯矯情。他愛吃肉、喜歡掀小姑娘的裙襬，熱衷於跑步、踢球、游泳……在每一下對假想敵的斬殺中，他的前途只會愈加光明……要不是擔心會耽誤學業，他甚至應該去參軍！

    為了這希望，到如今我仍存着那把木劍，只是不知道是放在了哪個雜物櫃裡面。

    他不只男子漢氣概十足。幼稚園的時候，每日到家，他額頭上總貼着老師獎勵的小紅花。升了小學，每學期末都是“班級十佳小博士”，紅的金的獎狀，一疊疊地領回來。我將它們存在了牛皮紙檔案袋裡，塞入衣櫃抽屜內，現在偶爾拿出來欣賞一番——還得背着他。

    一看見以前的獎狀他就會沉下臉。

    讀初一時他還算不錯，成績穩定在了中上游：擅長理科，英語一般，語文不大行。為了獎勵他期末數學考了全班第一，初二那年，我託人去香港買了個智能手機。雖說他答應我不會荒廢學業，一切還是都變了樣。遊戲、遊戲、遊戲，以及色情網站——不堪入目。有一次我突擊檢查，甚至在瀏覽器裡找到了在線賭博的記錄。當時我大發雷霆，將手機砸在地上，狠命地踩、敲、摔。他站在旁邊一聲不吭，頭低着，但背脊立得很直。

    我罵他是“爛泥扶不上牆”。他聽了，並不辯駁，然而從此徹底鬆了勁頭，成了個吊兒郎當的年輕無賴。上課不聽、作業不寫，我們怎麼說、怎麼罵、怎麼祈求都是無用。在那之後我們倍感絕望。難不成真去讀職校？難不成學着做個廚子？難不成當保安、進工地、開大貨車？開玩笑——我與太太都是九十年代的大學生，實打實的好學校。我倆不能說是天之驕子，可到底不落人後。那麼我們的兒子不也該順利繼承了父輩的聰慧才智麼？生物學、遺傳學、耳濡目染——DNA，DNA，DNA！

    他是明年高考。有時候，半夜，我因此驚醒過來，呼吸沉重、喘不上氣。高考日期的倒計時像是電影裡炸彈上的電子鐘屏幕，一直在我心中的某個角落裡運轉着，滴答滴答。太太也是如此。她到了中年，身體發福，火氣旺盛，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引出雷霆大火——何況是決定兒子乃至於全家人命運的高考！不過現如今我倆皆膽小如鼠，對他是打也打不得、罵也罵不得，生怕哪天他跳了樓，死在水泥地上。

    半輩子心血付之一炬……

    或者更糟：半身癱瘓。須得被我與太太一直伺候着，他躺在病床上，日夜嘶吼，大小便失禁，將痰盂與病號飯肆意摔打在我們已然老朽、殘破、疲憊不堪的身體上——白髮蒼蒼、心灰意冷、死不瞑目。我想到這裡，胳膊外露的皮膚一陣發涼，趕忙拆開煙盒，抽出一根含在嘴裡，可打火機怎麼也點不燃香煙，任由唾液漸漸濕透了煙嘴。煙絲的味道混着口水被吞嚥下去，真叫我噁心。

    雨還在下，屋邊更甚，檐溝將水滴匯成了瀑布。我學着旁邊的外賣小哥，在超市門旁蹲下，水濺濕了褲管，煙更是點不起來。我抖着火苗，燒一分鐘，只生出了一股青煙。一個穿着黃色制服的青年小伙子哈哈大笑，他動動腿，如螃蟹一樣挪了過來，說：

    “你得吸，吸着的同時去點火……”

    我試了試，這次果然是成功了。

    我側着腦袋看向他的臉：圓胖、模糊、黃黑。他晃着兩條胳膊，左手握住手機，在播放遊戲比賽的直播視頻，右手也夾了根煙，燒到一半，似乎就要滅了。他腳邊是罐可樂，還有一盒叉燒飯：肉已經沒剩下幾塊，米飯卻還有許多。我打量了一會兒，再吸了一口，忍着咳嗽的慾望緩緩吐出。白煙裡，他的五官化開了些，失了真。

    我問：“你幾歲？”

    他抬頭，說：“啊？”

    “二十了。”他答道，聲音與腔調流裡流氣。

    二十，我對自己說。只比我的兒子大三歲。“怎麼送外賣去了？”我問。

    “來錢多啊！”他說，手一鬆，煙頭掉進了飯盒裡，火光滅在醬汁上，發出“滋”一聲。“前段時間欠了些債，老家混不下去了……”這話說得含糊，遠沒有前一句那樣耀武揚威。

    “這行收入高？”

    他點點頭，然後又苦笑：“累死累活，一個月六七千塊錢，不錯了！”

    我把煙盒遞過去請他拿一根。他道了謝，這回笑得有些羞澀，看上去年輕了許多。七手八腳地，他將煙別在了耳後。這大概是看老電影學來的動作——他是招風耳，那根煙怎麼也夾不緊，弄了老半天。

    “哥，你是幹什麼的？”

    “賣保險。”我說。這當然是瞎扯。我對保險一竅不通，全家人的保單都在我太太手上，她負責打理。要是我遇上意外，“沒了”，她應當能成為一個闊綽的寡婦。

    “哇，”他（虛情假意地）驚嘆地道，“賣保險！——生意好嗎？”

    我聳聳肩。“最近不咋地，”我胡謅了一番，“夏天是淡季……又吃又喝又玩的，誰顧得上買保險？”

    我又吸了一口。動作已開始變得熟練，大概是能“進到肺裡”了。

    “真不錯，”他沒有聽我說話，自顧自地喃喃道，“買保險。我是也該買一個，說不準哪天猝死在大馬路上呢……”

    他吞一口可樂，灌下去，打一個響嗝。我聞到汽水和葷油的氣味，頓生惡感。

    “不說了，來買賣咯，”他看看手機——一個女人甜美、機械、無情的聲音說，“您有新的美團訂單了”——“哥，謝謝你的煙！”

    他將飯盒、可樂罐、一次性木筷往垃圾桶裡一丟，湯湯水水滴了滿地，接着把電動車從路邊的車群裡拉拽出來，騎上去，衝我一揚下巴，說一句“走了”，也不戴頭盔，就這麼飛快地上了路。

    ——我也該走了。

    不再有雨。路面上積水太多了，走起路來很不順暢。我慢吞吞地踱了幾步，泡着灰渣與垃圾的水沒過腳背……

    我又想起了兒子用雨靴踢起水花的童年。

    貨車轟隆隆壓上斑馬線，喇叭響，司機探出腦袋喊：“找死啊！”我這才發現自己是呆站在了馬路中央，右手塞在褲兜裡，鬆垮垮握着刀柄。我小跑到人行道上後，汗衫背心罵了句“傻×擋什麼路啊”，踩死油門、加大馬力、絕塵而去。

    “回憶病”在這兩天發作得尤其厲害。

    可能是因為陰雨天，可能是因為太太回了鄉下，也可能是因為他就要進醫院，給人看心理、戳神經、查腦子。煙頭被我丟進了水坑，漂在面上，孤零零的。或許我也該去醫院裡看看精神科：憂鬱症、焦慮症、強迫症。

    手機上，太太孜孜不倦地向我推送公眾號文章，多是關於精神失常的青少年們——他們需要藥物、需要療養、需要被理解……

    我關閉了手機電源。

    回小區的路上，我走了三分鐘。小區的名字既土氣又時髦：“王子公寓”。這兒從前是我父母生活的地方。我結婚後，他們將這套兩居室讓出來，住到了城郊的一套小別墅裡，種絲瓜、養雞、釀果酒。我每隔一個周六就開車過去，與他們吃頓飯，問候問候，再帶上一大堆農產品返家。這套例行公事唯有我耐心遵守。兒子進了中學後就不再理會老人了。太太總說他學習太辛苦，順帶着她自己也要留家裡照顧孩子——“你去不就行了嗎？你爸媽又不是沒見過孫子！”

    他倆一直是沆瀣一氣。這我是清楚的，只是不好說出口。況且老人家也不見得喜歡被太多的人打擾——他們並沒有多愛這個孫子、這個兒媳婦、這個沒什麼能力的兒子。

    然而孤立無援的感覺並不好受。多年三人家庭生活後的那一天，敲定了去精神科掛號一事，太太自顧自鑽進了被窩，戴好蒸汽眼罩，沉沉睡去。我坐在床沿，打開衣櫃（老舊、殘破、樟腦丸的氣味），對着櫃門內側穿衣鏡中的自己發起了沉思。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我看着鏡子裡的人，一個不相關的人。像是靈魂脫殼，又像是肉身之中的精神已經死去了。我站起來，去客廳給自己倒一杯水。兒子的臥室門底下是黑的——在當時，他還不敢太放肆——但我仍是聽到了鍵盤被敲擊的聲音，就像鬧耗子一樣。

    確實是鬧耗子！一隻人形的、懶惰的、只愛玩遊戲的耗子！

    我用鑰匙打開家門，脫鞋時，腳不小心踢翻鞋櫃旁前一晚他吃剩的酸菜魚。帶着墨綠的奶白色液體淌在了木地板上。我聯想到了剛剛蹲在馬路旁的那個年輕男人。這魚或許便是他騎着電動車送來的——送給一個年齡相仿、即將失學、就要踏上同一條人生窄道或是已經半瘋了的青少年——我的兒子。

    坐在椅子上，對着滿地的殘羹剩飯，我哭了起來。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