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在澳門青年兩會精神分享會上的發言

    一、深刻認識過去一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偉大成就

    二○二一年，在極其複雜的國際環境與疫情反覆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其中，GDP增長率達8.1%，這是以人民幣計價的一種計算方式。如果根據國際慣例按平均匯率折算成美元，我國二○二一年GDP總量為17.7萬億美元，增長率達到15%，是美國經濟總量的77%，是德國的4.2倍、日本的3.6倍、俄羅斯的10倍。二○二一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40萬億元人民幣，佔全球貿易總額的12%，連續五年全球第一。在美國對中國採取貿易極限打壓的情況下，中國的人民幣不斷升值，出口兩位數增長，創歷史新高（出口額是美國的1.5倍），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充分顯示全球對中國產能的依賴程度超過了美國的估計。

    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期間，習近平主席在看望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指出，中國有五大優勢條件：一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二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我國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打贏脫貧攻堅戰等實踐中進一步彰顯顯著的優越性。三是有持續快速發展積累的堅實基礎，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四是有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五是有自信自強的精神力量，中國人民志氣、骨氣、底氣空前增強。我認為，14億中國人民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吃苦耐勞、最勤奮的民族。民間也普遍認為，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到習近平的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真正進入一個和平盛世的偉大時代，中國崛起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就二○二二年工作目標來看，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裡作了一系列戰略部署，深信這些目標一定能夠完全實現。

    二、深刻認識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

    愛國，是人世間最自然、最樸素，也是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精神財富。我認為，港澳同胞講愛國，首先就是思想上嚮往自己的祖國；愛國的核心是了解、支持、擁護中國共產黨。

    （一）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在海外被一些西方政客描繪成一黨專政、沒有民主，甚至被抹黑污蔑為獨裁專制，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看法。中國共產黨是不是不講民主？是不是一黨專政？答案是否定的。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不像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更不是台灣地區的民進黨和國民黨，他們都是財團法人支持下的社團法人，代表着社會某一階層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代表14億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追求文明進步、富強平等的共同意志的總集合，它是文明的前進方向，是大家追求的一種共同目標，不能簡單理解是一個政治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選擇了民主集中制

    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時候，首先就是宣導西方的民主和科學，但經過歷史實踐，最終選擇了民主集中制。一九二九年在古田的時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革命處在一個低潮的時期。三千多個中國共產黨黨人流落到福建的古田，在那裡思考未來的路怎麼走下去？紅旗還能夠舉多久？當時紅軍內部極端民主化的思想盛行，他們用西方民主方式選舉書記一把手。候選人是陳毅和毛澤東，選舉的結果，陳毅勝出，毛澤東敗選。此後，紅四軍進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書記陳毅就專程赴上海找到周恩來請求指導。周恩來問陳毅：毛澤東的水平如何？陳毅是一個為了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真正共產黨人。他實話實說，毛澤東無論戰略水平還是領導水平，都遠在我陳毅之上。周恩來就說了：那這樣的選舉結果是錯誤的，怎麼辦？於是，中央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專門委員會，並以中央來信的方式，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把陳毅免掉，恢復毛澤東一把手書記的職務，繼續領導中國革命。

    在長征中，遵義會議之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苟壩會議。當時林彪提出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困境，要進軍打鼓新場。這個提議得到了多數軍事專家的支持。大家就在苟壩村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與會人員都同意攻打，唯有毛澤東洞察其中的危險，堅決反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中國共產黨人採取民主決策，用一人一票民主方式來決策，最後的投票毛澤東大敗。毛澤東認為這樣會亡黨，於是他半夜提着馬燈到周恩來住處，跟周恩來談到通宵，說服他放棄進攻打鼓新場計劃，避免了黨和紅軍遭到全軍覆沒的危險。到了當天下午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下令四面八方的部隊往這個地方圍剿，印證了毛澤東的判斷，挽救了中國紅軍和中國共產黨。

    （三）政治問題應交給專業的政治家來決斷

    世界各國的實踐都表明，極其專業的問題不能簡單地用一人一票來表決。因為一個社會、一個團體，聰明的人、有戰略眼光的人一定是少數，普通的人一定是多數。當然，我反對西方民主就是“少數的聰明人要服從多數的愚蠢人”的說法，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但是，多數普通人都是非專業人士，非專業人士對某一個政治專業問題投票作出一種決定，採取多數決定一切的方式是極其危險的。比如前幾年英國要不要“脫歐”的問題，牛津、劍橋的經濟學家分兩派，一派認為留在歐盟好，一派認為脫離歐盟好。這樣的重大問題，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都爭執不下，交給全英國的普通人去投票決定，是政治家極不負責的一種治國行為。投票的結果，支持“脫歐”的51%，反對“脫歐”的49%──英國“脫歐”了。堅持留在歐盟的卡梅倫政府對公投判斷錯誤而倒台，到底誰對誰錯？說不清楚，我個人認為英國“脫歐”削弱了歐盟實力與歐元的影響力，符合美國利益。去年台灣又實行了四項公投，即“重啟核四”、“公投綁大選”、“反萊豬進口”、“珍愛藻礁”四個問題， 每個問題都是極其專業，即便同一領域的專家都分成兩種意見，這樣極端專業的問題交給全台灣非專業的老百姓決策，我個人認為這不是科學的民主，投票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像武漢“封城”這樣的問題，如果拿去一人一票來決定的話，我看這個城市永遠封不起來。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堅持民主集中制，先通過層層民主選舉，選出200多位中央委員，然後由這些都是政治家的中央委員一人一票選中央領導，這是十分科學的民主方式。

    （四）澳門立法會選舉是落實“愛國者治澳”的必然要求

    去年澳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為42%，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30%。這是在所有西方和當地反對派窮盡一切辦法，圍堵杯葛的情況下取下的投票率，非常不容易，也展示了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的團結和實力。西方的政客借此攻擊投票率很低，說我們不民主，這完全是罔顧事實的“雙重標準”。給大家報個資料：紐約、洛杉磯這些城市的地方選舉投票率常常只有20%左右，倫敦市議會投票率在30%至40%之間，今年日本東京都議會選舉投票率大約是42%，歐洲議會議員選舉投票率在20%左右。他們為甚麼不說自己的投票率低？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雙重標準問題。

    三、深刻認識“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六中全會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這“兩個確立”是歷史和時代的選擇，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在最關鍵的歷史視窗時期，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需要，符合國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港澳同胞要充分了解認識中國共產黨，首要的就是免除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從而接受、擁護、追隨中國共產黨，更好地把自身融入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之中。

    （一）民主集中制保證了內地政治人才的選賢任能

    在中國內地，一個局長要提拔一級升為副市長，要經過無記名公推、考核、常委會集體討論、向全社會公示等環節才能獲得任命；像習近平主席這樣從村書記、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長、省委書記到中央副主席、主席，要經過多少輪層層考驗才可以，遠遠比投票選總統經歷的考察期長得多。一項政策出台前先廣泛諮詢、徵求社會各界意見，經過聽證、論證、決策等多個環節，這不是民主是甚麼？所以中國共產黨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這是民主的本質。中國共產黨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把廣泛聽取絕大多數人的意見與堅持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真理有機地科學地結合在一起，把傾聽民意、尊重人民選舉權利、全過程協商民主有機結合，既重視程序正義，更注重結果正義，對人類民主實踐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西式民主並不適合中國傳統和文化

    西方民主是否適合於中國文化，需要用事實說話，不可以盲目崇拜。在美國，中國人約550萬，猶太人約560萬，但據說美國的猶太人掌握了美國60%的財富，102人獲得諾貝爾獎，政治家企業家名人不計其數，幾乎控制着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但美國只有6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獎，沒有出過大企業家，更沒有出現過大政治家。有人把這個問題歸結為種族歧視，因為他們是白人，我們是黃種人。但美國的黑人出了賴斯、奧巴馬等政治家，體育音樂明星、大律師、國會議員數不勝數。那有人又說因為黑人有3,600萬，是華人的6倍，當然這也是不準確的判斷。我們在美國的華人所取得的綜合成就，可能沒有黑人的1/6。

    在美國還有一個亞裔群體──印度人，印度人在美國有400萬，華爾街矽谷前500大公司中，CEO他們佔20%，矽谷的高級人才印度人佔30%，參眾兩院議員他們所佔的比例遠超過它的人口比例，現在的副總統哈里斯是印度人，印度人在美國絕對進入主流社會之中。問題是，同樣在美國，接受同樣的教育，吃同樣的食物，呼吸同樣的空氣，享受同樣的“民主”“自由”“人權”，為甚麼我們華裔在美國就得不到全面發展呢？因為美國是以基督教為主流的國家，美國的廣義基督教有2億人，堅定的基督教信仰者有9,000萬。在美國，如果你不能夠被認定為堅定的基督教信仰者，很難得到升遷機會。所以美國制度嫁接到以基督教為主流、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國家都取得不錯成績，凡是非基督教為主流的國家引進美國的制度則遭遇全部失敗。在這裡，我想問問，美國的制度連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都不適用，拿到香港能用嗎？拿到澳門能用嗎？拿到內地能用嗎？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裡，也呼籲美國的卓越華裔，尤其科學家，如果你們回到祖國，報效祖國，你們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來到大灣區、來到澳門，橫琴會為你們提供更大更高的舞台，讓你們的聰明才智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因為中國共產黨幫14億中國人民也包括海外華人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三）“兩個確立”是實現中華民族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方式，我們就要真正領會為甚麼要“兩個確立”，堅持做到“兩個維護”。我個人理解，習近平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打贏了防腐敗戰役、中美貿易戰、香港止暴制亂、防範金融風險、生態保護、脫貧攻堅、抗疫與經濟恢復等一系列重大戰役，每戰必勝，證明習近平是一個卓越的領導。台灣有個偉大的公司──台積電，負責人張忠謀今年91歲，台積電的員工能允許他交棒嗎？中國華為的任正非今年79歲，華為能沒有任正非嗎？像台積電的張忠謀，華為的任正非，儘管他們八九十歲，但是任何人來取代他們，對企業都可能造成極大的風險。因為像張忠謀、任正非這樣的人物，在數學上講，對一個企業來說是小概率的好運氣事件。已領導中國人民9年多，六十幾歲的習近平主席，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正如一個公司碰到一個好的董事長，千萬不能讓他退，該改章程要堅決改，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在二戰期間連續四次選舉、四屆連任，客觀上講為美利堅合眾國、為人類做出重大貢獻。所以美國在那個時候碰到羅斯福總統，從數學上講也是小概率的好運氣事件。美國人都可以享受小概率的好運氣事件。為甚麼中國就不可以呢？尤其中國處在最關鍵的戰略視窗期，這個時候更換最高層領導風險是非常高的。這個時候卓越的領導人更要留下來，繼續領導我們、為全國人民服務。

    四、深刻認識加快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必要性緊迫性

    本屆全國政協已經開了五次會了，每一次中央領導都囑咐澳門：要加快推進產業多元化，要改變經濟結構，提高自身競爭力。橫琴新區已建設了12年，到今天為止，我們都還在泥潭中掙扎，澳門居民參與橫琴建設遠遠不夠，融入遠遠不夠。例如，在橫琴登記就業的人數現在是6.8萬，其中澳門居民只有518人，不到1%。

    中央把澳門定位是“一國兩制”的成功樣板。個人覺得，這是中央對歷屆特區政府以及68萬澳門人的最高榮譽。但我們作為澳門人，作為澳門的企業，要反思我們的責任是否盡到，是否名不副實？個人認為，評價一個地區是不是成功，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在歷史尺度的時間範圍內，他為國家的崛起、民族的復興到底做了多大貢獻？從這個角度上說，香港對國家的貢獻是巨大的。僅僅憑香港推動了深圳的誕生一項貢獻，就可以彪炳史冊。

    開發橫琴，融入大灣區，對澳門社會來說，不僅僅是融入國家戰略服務國家的問題，而且是國家幫助澳門找到出路與生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橫琴種地種菜養雞養豬都不是問題，任何項目可以落在北上廣深，高新技術項目是各地爭奪的物件，我們沒有任何優勢。開發橫琴，完全體現了中央對澳門的關懷與愛護。澳門人民、澳門企業，包括澳門“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六大博彩企業，如果不能把小小的橫琴做起來，如何對得起中央的囑託，如何對得起習近平主席的期待？行政長官賀一誠反覆強調，加快澳門產業多元化發展，推進橫琴深度合作區開發建設，他用八個字來形容：時不我待，刻不容緩。在這裡，我也呼籲包括六大博彩企業在內的澳門企業界，要沿着習近平主席指明的方向，響應特區政府號召，與特區政府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共同努力，譜寫橫琴建設的新篇章，用實際行動來報答偉大社會主義的祖國，共同參與中華民族復興歷史進程。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工商聯副會長

    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會委員   

    張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