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犯罪與保障居民基本權利間取平衡

    議員倡截取通訊設第三方監督

    【本報消息】《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案開宗明義，是在打擊犯罪和保障居民基本權利間取得適當平衡，亦正因為兩者需要折衷權衡，議員林宇滔認為應該設獨立第三方機制，定期檢視制度執行過程中的問題、有否改善空間。有律師亦認同可考慮採取更多措施，讓公眾加強對制度的信心。

    執行先得法官許可

    秘密通訊自由是言論自由的表達管道之一，須在有法律依據下方可加以侵犯。今次當局為適應科技發展、新犯罪形勢，更新取證方式，規定刑事警察機關在事先得到法官命令或許可的情況下，才可截取透過電信方式所作的溝通或交流內容。

    議員林宇滔認同制度需更新調整，不過由公開諮詢，到現時法案進入立法會小組細則性討論，仍然認為需要引入獨立第三方機制，讓制度能夠“自我完善”，“過去無人敢問機制如何改善，中間係咪乜嘢問題都冇呢，其實過去無人答到”。

    單獨法官專注個案，“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尊重法官的司法獨立、自由裁量，但不代表毋須檢視整個機制的執行，即使無違法情況發生，也可站在整體執行、公共隱私權角度提出改善建議，建議可由退休法官擔任相關專員。

    定期公佈申請統計

    通訊截取由法官監督、事前審批。不過，林宇滔指出法案第十條就獲取通訊紀錄，容許當局預先要求電訊商或網絡供應商提供，及後再在指定時間內告知司法當局。這實際上已涉及行政審批，雖法案是規範現行操作，但其實通訊紀錄在很多地方也視為個人資料，故更凸顯建立檢討機制的需要，以建立公眾信心，“而家有唔代表做得好、合理，如果合理，更應該公佈（截取通訊數字）及接受監督”。林宇滔主張要定期公佈有關獲批或拒絕申請的統計數字，令公眾監察制度執行情況。

    仿傚香港專員制度

    對於嫌犯與辯護人之間的通訊截取，法案明文禁止，但存在“法官基於有依據的理由相信讓等通訊行為犯罪對象或犯罪元素者，不在此限”的例外情況，林宇滔認為嫌犯與辯護人間的通訊應得到保密，對給予法官的證據是否全面存在疑問，值得思考如何取得平衡。

    對此，律師梁永本認為，針對上述情況，需要釐清是否在特定犯罪情況下，尤其是在遵從重罪原則的犯罪下，才容許截取嫌犯與辯護人的通訊。牽涉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的基本權利，為更好取得平衡，不妨考慮建立類似香港的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制度，或將截取通訊設備由獨立第三方監管存放，可以是法院或電訊公司的保密地方，由偵查員親自到場截取通訊，確保在法院知悉情況下進行，避免濫用情況，亦減少公眾猜疑，給居民建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