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top top
第E06版:蓮花廣場 上一版3  4下一版  
      本版標題導航
飲食文化的書寫源於文化認同
勿以陳年的諮詢意見作為政府提案的民意基礎
     [ 設為首頁 ] | | [ 返回主頁 ] |
今日日期:     版面導航
當前報紙日期:
2019 8月14日 星期
 
下一篇4  
  放大 縮小 默认        

飲食文化的書寫源於文化認同

李文娟


頤康記豆腐花店結業當日的排隊人潮,承載着人們對本土飲食文化的記憶。

    飲食文化的書寫源於文化認同

    ——論澳門美食之都的城市品牌建構之三

    近半個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在全球開疆闢土,在傳統社會文化架構下一些相對穩定的文化元素,在當代發展脈絡中不得不逐步重構,從而獲得全新的重要地位。食物就是這樣一個別具意義的例子。在現代社會日漸激烈的去地域化快速推展中,飲食不但逐步成為社會文化力量運作的焦點,更取得了反映社會文化權力關係的顯著地位。飲食烹飪所潛伏的帶有社會、政治與美學的特質也因而獲得空前的彰顯。

    詮釋社會現實和生活環境變化的方式有很多,食物便是其中一種。一個城市的食物,反映了當下人們的飲食性格及過去複雜糾結的歷史進程、文化底蘊和發展方向。講到歷史文化,人們往往認為是由國家及高等學府等較高層面作書寫,但飲食文化卻是在最低層面的家庭與族群中傳承,這樣的不知不覺中的“隱性”書寫,出乎意料地保存了豐富的族群記憶與本土文化特質,成為最為大眾認同的文化記憶。故而,本土食物與飲食文化的形成,成為本土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產生之前,我們先要經歷的文化記憶的過程。

    “文化記憶”文本與功能

    記憶研究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誰在記憶”、“記憶甚麼”以及“如何記憶”或“記憶如何可能”三個問題。“如何記憶”指記憶的實施過程,是體現在民間神話、博物館、地方志、紀念碑、禮儀風俗、檔案材料、社會習慣等中的人類歷史行為,它與記憶的社會性和文化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記憶的核心問題就是重現(representation),是表徵,是語言和實在之間的邏輯聯繫和審美聯繫。這一切,只有通過符號才會發生。因為語言的符號化建構,記憶變成了文本,或者說,記憶被文本化。

    記憶基於事實,而符號“事”可以與事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記憶的另一種形式是被記憶,即作為記憶的客體或載體,比如人、事或物象,如圖片、檔案、物件、博物館、儀式等。事和物象本身是不會記憶的,但它們作為特殊的表意符號,卻可以營造誘人回憶的氛圍,充當激活或激發主體進行記憶的催化劑。

    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在當下以至一段時間多變莫測的未來,注定仍然是個熱門議題。在“認同”發生之前,必然先有一個“記憶”的過程;我們記憶甚麼、如何記憶及如何保存記憶,都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對之產生的認同。中國女學者趙靜蓉在新作《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一書中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記憶不僅決定了人類自我的本質,也塑造了人類知識及歷史的源頭。”

    保育老字號呼應集體回憶

    因為要記憶曾經發生及將要發生的人和事,人類發明了結繩記事、發明了文字、發明了筆墨紙張、發明了打字機、發明了電腦——某程度上,這些為了“記憶”而發生的事情,一直在推動人類文明發展。毋庸置疑,記憶的力量是強大的,也是複雜多變的。當記憶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就會把“記憶”進行篩選、分類、保存,漸漸地,這些分門別類的記憶將越來越影響我們的言行舉止、思維方式,形成個性及形象,形成我們的文化記憶乃至身份認同。趙靜蓉認為:“在後現代理論語境中,文化記憶的主要功能就是為身份定位:一方面,通過保存代代相傳的集體知識來確認文化的連續性,並以此重構後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過創造一個共享的過去,再次確認擁有集體身份的社會成員,在時間和空間方面都向他們提供一種整體意識和歷史意識。”

    以上一段話證諸近十來年的港澳社會集體記憶事件,不難看出,在現代社會急速發展的大環境中,人們對那些記錄着父輩及自身經歷的各種歷史標誌物被快速消失產生了莫名的焦慮。人們對自身身份及價值的日漸模糊,導致大量產生的“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將往何處去”的疑惑,並產生尋找自身定位的標的焦慮。所以人們一窩蜂地去保護各式各樣的懷舊事物,從重溫昔日舊人舊事的溫情之中再次確認自身的存在及價值。

    同樣地,飲食老字號的保育呼應了這股風潮,並非一時風氣使然,而是有着現實社會意義。這本《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正好為我們揭示了澳門日報出版社二○一六年結集出版的《澳門味道——飲食老字號45家》在“歷史記憶”方面的意義:“因為語言的符號化建構,記憶變成了文本;或者說,記憶被文本化。”歷史之所以能被保存下來,是因為它成為了記憶;記憶之所以能成為記憶而被保存,是因為它以人們可記憶的形式而被保存。這些可記憶的形式,即作為記憶的載體或稱“他者”,例如人、事或物(影像圖片、文字檔案、古老物件、博物館藏品、習俗儀軌等),趙靜蓉認為,人們正是藉由這些“可見的實體性符號來承載一段過去”。飲食老字號所承載的,正是澳門百年飲食史的記憶;所承載的,正是澳門飲食文化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

    飲食記憶產生身份認同

    無可否認,這些老字號最終也會消亡,走進歷史,成為我們毫無疑問的記憶。但在它們成為“已消亡的記憶”之前,它們亦毫無疑問地已“被記憶”,成為我們生活憶記的一部分。“記憶是生活,它總是由鮮活的群體所承載,因此一直在發展。”(Pierre Nora,1984)

    由此可見,這些飲食老字號構成了澳門人當下生活的一部分、構成了澳門飲食史發展的歷史、構成了澳門飲食文化的載體。飲食老字號在自身經營和發展、變化的悠長歲月中,不自覺地構成歷史、見證歷史、成為歷史,因而成為記憶的載體∕他者,亦成為“記憶”與“歷史”的多維度層面。基於“歷史始終是對不再存在的事物的有問題的不完整的重構”,《澳門味道——飲食老字號45家》在重構本土飲食史記憶、對探索本土飲食文化形成、發展及創新的思考等層面上,無疑有着“歷史記憶”、“文化記憶”及“文本記憶”的重要意義。

    當這些“文本記憶”共同構築成為我們的“文化記憶”之後,就成為了“文化認同”的基礎。

    對一個群體(社團、族群、民族)而言,記憶甚麼、忘記甚麼,往往與其對主體身份的形塑和認同直接相關連,是“為了印證現實的合法性而對過去所提出的要求”(趙靜蓉,2015)。

    環顧當下的澳門,每當一家飲食老店宣告結業,總能惹來一輪集體性的惋惜和懷舊行為;在發出這些惋惜聲的人們當中,有一部分人或許以往與這家老店並無多少交集,但他們從上一輩或友儕口中多少聽過老店的名號、對其出品有着強烈的集體認同感。

    以剛結業的七十年老店“頤康記”為例,或許有人以往未曾品嘗過該老店的豆腐花,但哪位澳門人不曾熟悉豆腐花?這純粹緣於一種飲食文化的認同感;或許當日排隊人龍中,有些純粹出於“後會無期”的唔執輸心態前往品嘗,但前提是“老店、石磨豆腐花、好東西”已經成為其深刻“歷史記憶”,方可促成其作出行為。

    更廣泛一點的由飲食記憶而產生文化記憶、進而產生文化認同以至身份認同的,莫過於澳門土生葡人族群了,“土生葡人美食烹調技藝”獲申列成為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正是土生葡人族群基於強烈的飲食文化認同基礎上,以此建立身份認同的最佳例證。

    要摧毀一個人∕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只須摧毀其身處的生活環境和文化記憶就可以了:“對歷史建築的粗暴毀滅,是對群體作為群體及其組成個人實行強制性的忘卻。”(Robert Bevan,2006)同樣地,建立∕或摧毀本土飲食文化記憶,也有着上述的多種意義。

    李文娟

下一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