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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巴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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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7月22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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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巴牌坊

呂澤強


一九八六年澳葡政府計劃申報世遺的城區範圍


一九五〇年代的“天主之母”教堂遺址

    大三巴牌坊

    —— 一座建築遺產的保護

    列入五三年“國家紀念物”清單草案

    一九四九年葡萄牙制定法規,要求各市政府應該在其管轄範圍推行國家紀念物、具公共利益的不動產或動產、具考古、歷史、藝術或景觀的組合體的評定。

    澳葡政府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將該法規原文轉載於澳門政府《公報》,同年十二月,澳督史伯泰頒佈訓令在澳門執行上述的葡國法規,並組織一個由議事公局副局長擔任委員會主席及另外四名成員共同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專責評定“澳門省”的國家紀念物、具公共利益的不動產或動產、具考古、歷史、藝術或景觀的組合體。

    在委員會擬定的清單草案中,“天主之母”教堂遺址被評定為“國家紀念物”中的宗教紀念物,是該類的建築遺產中八項之首,可見其在澳門的重要性。

    該清單草案雖然沒有被落實,但是,澳門政府自一九二六年制定保護措施後一直重視該遺址的保護,為了明確“天主之母”教堂遺址的維護責任,一九五一年透過法規指定澳門議事公局負責遺址的維護和清潔。從一九六○年十二月三日對“大三巴牌坊古跡博物館”“天主之母”館長的委任批示可知,“天主之母”教堂遺址已被保護及成為一所古跡博物館。

    一九七四-九九年的保護

    一九七四年“四 · 二五”革命(又稱康乃馨革命)後,葡萄牙政府開始展開非殖民化進程。對於澳門,葡政府承認主權屬於中國,七六年頒佈《澳門組織章程》,將澳門的地位從葡萄牙“殖民地”轉變為臨時由葡萄牙管理的中國領土。

    根據《澳門組織章程》,澳門擁有行政、經濟、立法及司法的“自治權”,澳葡政府因此可以對各種事務自行立法,澳門的第一條文物保護法就是在這歷史背景下產生。

    在第34/76/M號法令中,澳門首次確定了建築遺產的官方清單,聖保祿遺址(“天主之母”教堂遺址)被甄別為“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在之後的第56/84/M號及第83/92/M號兩法令中,該建築遺產被列為“紀念物”,自七六年起,“天主之母”教堂遺址受到澳門文物保護法的保護規定與措施。

    一九八六年澳葡政府擬定一份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文件,“天主之母”教堂遺址是該申報文件中被視為最重要的建築遺產,它除了與印度第烏及安哥拉盧安達的耶穌會教堂共同代表葡人在熱帶及亞熱帶的建築,遺址前壁上的浮雕代表了西方的藝術模式融合東方文化的美學與象徴性。由於政治原因,澳葡政府的申報工作沒有得到落實,然而,其保護研究與申遺文本提出的一些措施影響了澳葡政府對遺址的保護。

    一九九○至九五年間,澳葡政府對遺址進行考古、修復及再利用工程。項目由澳門葡人建築師韋先禮(Manuel Vicente)規劃,建築設計團隊包括José Daniel Santa Rita、Manuel Graça Dias和João Luis Carrilho da Graça,工程師José Matos Silva、考古學家Antnio Cavaleiro Paixão和歷史學暨博物館學家Fernando Antnio Baptista Pereira。經過五年的考古勘察與建造,遺址復原與博物館化於九五年竣工。

    整個遺址博物館設計是基於考古研究,透過新的介入,保存維護原有構造,展示教堂的空間佈局,並使遺址重新成為宗教場所。

    工程包括在教堂前壁背面建造一座與原唱詩台高度一致的鋼架結構瞭望台,並於昔日“天主之母”教堂主祭壇的位置,建造了天主教藝術博物館和墓室作展示之用,博物館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三日落成揭幕①。

    回歸後的保護

    二○一四年新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實施之前,文化局按照第56/84/M號及第83/92/M號兩法令的規定對“天主之母”教堂遺址進行保護。

    ○五年七月十五日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中,“天主之母”教堂遺址是其中的重要“紀念物”。

    對該遺址最近一次的重要維護是於二○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月五日,遺址上的兩座銅像(聖方濟各 · 沙勿略及聖類斯 · 公撒格)首次被移到地面進行修復及維護,工作包括:掃描記錄、清潔除鏽及塗抹表層防護,是教堂遺址屹立至今約三百八十年以來首次進行的全面清潔及維護。

    最後,根據第31/2018號行政法規,大三巴牌坊屬於“聖保祿學院天主之母教堂遺址(大三巴牌坊、前地及石階)”②。

    結語

    俗稱“大三巴牌坊”的“天主之母”教堂遺址,其手法主義的石砌前壁及中西合壁的石刻裝飾,作為世遺澳門歷史城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見證着天主教在東方的傳播,也見證着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交流歷史。

    而過去近一個世紀對該遺址的保護,反映了澳門建築遺產保護的發展歷程,“大三巴牌坊”是澳門最早受到政府實施保護的建築遺產,也見證了十九世紀後期歐洲“反修復”思想在澳門的最早實踐。(下)

    (作者為澳門科技大學文化遺產保護專業博士候選人)

    呂澤強

    ①    https://www.icm.gov.mo/cn/StPaul

    ②    http://www.wh.mo/cn/site/detai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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